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与新进展（2019～2020年）

袁正清 董贺

本报告浏览了一年以来国外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并择其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评述，以此把握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与新的进展。目前国际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出现了若干新动向，包括对传统理论和核心概念的再思考，更加关注国际组织本身及其内部结构，关于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和世界格局影响的考察，以具体国家为视角分析和把握印太地区形势，以及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中美战略竞争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等。这些新的热点与趋势值得国内学界关注。

一、国际关系理论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并没有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共享着同样的方法体系，这使得其独立学科地位备受质疑。为确定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和范式，进而巩固学科地位，学者们从多元化的视野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不仅包括对一些重要概念的重新解读，也涉及对新旧理论的比较与再思考。[1]一些学者挑战了学科内原有的固定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理论和概念进行了引申。里卡多·维拉纽瓦（Ricardo Villanueva）以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基础，提出在“第一次大辩论”之前，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知识竞赛。[2]其观点挑战了“第一次大辩论”发生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传统叙事，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初始阶段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斯特凡诺·古齐尼（Stefano Guzzini）将当前国际关系学科的困境称之为国际关系的多重“焦虑”（anxieties），包括学科的从属性、内容的碎片化、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实践和观察性知识的混合构成。[3]他认为，学界应当接受这些焦虑，并将其作为整合知识、完善理论的重要契机，从哲学、解释和实践三个主要的理论领域去巩固国际关系的学科基础。通过对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权力理论的分析和批判，古齐尼强调了哲学、解释和实践领域的联结在理论研究中的必要性，倡导学者们应将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三个领域交汇的特定场域，通过理论化为不同领域提供多层面联系。肖恩·莫洛伊（Seán Molloy）则考察了摩根索通过对政府权力特别是美国外交的批判，行使理论家学术自由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实践，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摩根索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4]对摩根索而言，包含不同意见且健康的辩论是真正民主的特征，监督和约束政府践行真正的民主是理论家在社会中的核心职责。从摩根索的经历来看，他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证明了理论家能够有效利用学术自由，通过适度且明智的批评以反对政府的政策。莫洛伊认为，摩根索的思想和理论为探究国际关系的自反性（reflexivity）本质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察，有益于推进当前学科内的相关讨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通常以西方与东方，或西方与非西方对世界进行二元分类，这种分类既体现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也体现在对本体概念的认知当中。克里斯托弗·穆雷（Christopher Murray）指出，这种分类代表了一种根据帝国想象划分世界的方式，为地方普遍主义和权力结构提供了依据，导致许多反欧洲中心主义学者利用这种分类为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固定的认知差异提供佐证。[5]穆雷以杜波依斯（WEB Du Bois）和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思想为基础，对基于帝国主义的世界划分方式提出了批判。杜波依斯和法农都意识到，政治的种族和文化基础会复制帝国秩序，进而为西方/非西方本体论提供潜在的替代品，使得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分类。穆雷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后帝国主义” （post-imperial）的范式，以提出不同于殖民帝国将世界划分为不同人类能力和思维领域的分类方式。通过对帝国在当今知识生产中的遗留问题进行思考，有助于为世界政治和社会探究提供更具历史性和关系性的分析路径。

在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分类的长期影响下，国际关系学科因将西方核心国家以外的国家和社会边缘化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全球国际关系学” （Global IR）的提出为弥合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从而发展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学科，并重新认识其多元化、多样化基础提供了方向。同时，学界还出现了一种在国家或地区基础上发展理论或学派的趋势，比如“中国学派”、“英国学派”、“法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通过考察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赵汀阳的“天下观”以及闫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等中国的理论构想，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指出，对于中国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来说，各种中国路径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国际关系领域的总体贡献尚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明确并突出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价值。[6]基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框架[7]，阿查亚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与全球国际关系学达成了一致，但在扩展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联结各地区、地区主义和区域研究，以及避免文化例外主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需要中国的学者们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们提出的概念和解释能够适用于其他社会和更普遍的国际关系中。此外，中国路径的发展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大量的追随者，促进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研究议程，并与官方的政策框架保持距离。

尽管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阿查亚强调，不论源于西方还是非西方，也不论背衬怎样的国家或地区优势，新理论的发展必然面临挑战。中国的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有着多元化的理解，其中主要学者的思想也有潜力传播到中国和东亚范围之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国际组织

近年来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国际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际社会既存在着对于国际组织效力的普遍质疑，同时又寄希望于国际组织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对国际组织的整体性和外部性认知逐渐转向国际组织本身或其内部的具体领域。

在既有的国际组织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假定国际制度及其组织实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相对鲁棒（robust），因而很少消亡。因此，尽管学界对国际组织的创立、设计、效力和寿命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释，但尚未系统地讨论国际组织终止存在的情况。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组织会不断地产生不合意愿的甚至是自我挫败的结果，但并不会受到惩罚，更毋须解散。就此，梅特·艾尔斯特鲁普-圣乔瓦尼（Mette Eilstrup-Sangiovanni）提出了不同的观点。[8]她通过对1815~2015年间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功能、成员和地理范围进行分析后得出，自1815年以来创立的组织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消失了，其中许多组织在其成立后的几十年内就消失了。这一发现并不能否定现有的“制度鲁棒性” （institutional robustness）理论，但证明政府间国际组织总体上有着很高的消亡率；各国往往更倾向于建立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不是改革现有的组织；拥有庞大而多样化的成员与更高的组织生存力相关。这意味着国际组织既不像已有研究中普遍假定的那样具有较强的鲁棒性，也并非很多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么脆弱和短暂。根据其结论，原有的理论需要根据更广泛的案例进行测试和完善，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组织的存续。

合法性（legitimacy）是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核心。尽管各国近十几年来赋予了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