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应届毕业生用半年时间成为副县级干部，这是普通公务员想都不敢想的，但很多选调生却实现了。这不禁会引发许多人的追问：选调生的管理制度是怎样的？

    选调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湖南湘潭县的徐韬、江苏扬州市的袁慧中、贵州安顺市的侯轲、江苏泰州市的孙靓靓、甘肃武威市的焦三牛、湖南衡阳市雁峰区的朱松泉、湖南醴陵市的易翔、甘肃武威市的康石、山东济宁市的张辉，他们原本是分散在全国不同地方的“80后”，因为“火箭提拔”在最近两年里引来持续关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选调生。

    从1980年开始，经历33年，选调生已经是一个13万人的群体。虽然他们一开始都被安排到基层，但目标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

    选调生群体素描

    7月3日，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费高云为常州市代市长，1971年出生的费高云，将会是江苏省第一位“70后”省辖市市长。他是1993年的江苏省选调生，起步于乡镇团委副书记，在20年时间里，先后在邗江、仪征、南通、常州4地担任过16个职位。

    一直在进行选调生研究的广西2003年选调生肖桂国透露，“选调生工作的重点就是培养党政后备干部。在2000年1月，又增加了一项，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选调生一开始就是组织部的后备干部，而且未来发展是县级以上的干部。这就与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和普通公务员等，有了制度性的差别。

    那么，选调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从人数规模上来看，最早的一批选调生产生在1965年，后因“文革”中断。从1980年重新启动到1986年再次中断，全国共选调12700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从1999年10月全面恢复选调生工作以来的10多年里，人数规模持续扩大。在安徽，从1999年开始，每年选调50名左右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2004年增加到115人，此后每年人数都在增加。

    从不同省份来看，从2005年到2012年，四川省选调人数最多，超过9000人。其次是山东省，有7000多人。接下来是湖北省，有6725人。

    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相比，选调生是“空降兵”。他们一般会在实际工作中分化成四种不同的类型：积极进取型、满足现状型、无所作为型，还有一部分就是另辟蹊径型，他们选择离开选调生队伍，从事其他职业。

    理论上说，一名政府公职人员从大学本科毕业到考取公务员，再到晋升乡镇或县直机关科级正职，最快可在28岁完成。但在多名接受采访的基层选调生看来，这种人生跳跃可谓凤毛麟角。在一个中等县，正科级官员超过百人，正科实职的官员不超过50人。

    因此，破格提拔便成为选调生都希望的一条快捷通道，但近两年发生的一些“火箭提升”事件异化了这一途径。《人民日报》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8%的接受调查者担心被提拔的年轻干部身后有背景，选拔任用不透明。仅2012年至2013年这段时间内，连续多起有着“官二代”背景的年轻选调生被曝光，舆论质疑之声不断。

    “梯次渐进”的成长过程

    然而，少数选调生的违规提拔，不能掩盖整体的成长。“缩短成长期、提高成才率”，是选调生制度中的一条核心内容。

    通过对全国、省、市、县四级的梳理统计可以发现，选调生中成长为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比例，基本上都保持在5%~10%之间。

    对选调生来说，他们的成长都会经历一个“梯次渐进”、成长与成熟相互交叉的上升过程，并伴随着多次的学习培训、借调和多岗位的循环反复环节。

    成长中的选调生一般都会经历基层锻炼、挂职、借调、轮岗等交流锻炼，所以说，“在选调生的培养上，必须抢占制高点，早发现素质高的早培养。”肖桂国认为。

    说到选调生培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党校2002年开始举办的选调生培训班。在第一期培训班中，共有69名学员，其中61名地厅级领导，8名县处级领导；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36岁，平均年龄41岁，是当年中央党校所有培训班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孝感市委书记陶宏、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烟台市市长王良等，都是这个培训班的学员。

    现实中的落差

    虽然选调生戴着“培养党政后备干部”的光环走向基层，但从中还是流露出生活的苦涩。这在选调生中不是个案。

    广西2007年选调生、现任百色市田阳县妇联副主席张星回忆说：“从北京到南宁，从南宁到百色，从百色到田阳，每走一步，心凉一截。”与张星有着类似感受的人有很多，清华大学毕业生、甘肃2011年选调生蔡程程就是一位。

    在前往工作地甘肃武威市之前，蔡程程有很多心理准备，但当她坐了七八个小时汽车，一路颠簸、满身尘土来到武威时，东部与西部巨大的反差还是让她流泪了。“为什么选择西部？”这是包括蔡程程在内的每个清华选调生都曾经历过的选择和追问。

    如何尽快实现从“学生”到“公务员”的转变，在复杂的基层成长，是每位选调生必须经历的“蜕变”。贵州省普安县江西坡镇党委副书记冯全军说，选调生大多是从繁华的城市来到乡镇，这会让刚来的他们觉得有很多委屈和无奈。

    对于这种现象，湖北省仙桃市市委组织部部长夏锡璠认为，指导思想决定心态。选调生如果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群体，就一定想得到特殊收获；当你没有得到特殊收获时，心理就会失衡；心理失衡，工作状态就变差。这种关系是连环的，是相互延伸的。贵州省对85位选调生的调查显示，有22%的选调生对工作环境曾感到过失落。

    当选调生遭遇成长“天花板”时，他们普遍存在三种心态，即急功近利、愤世嫉俗、过于理想化。不少选调生最关心的是上升空间，对焦三牛等“火箭升迁”的年轻干部尤为关注。急功近利、过于理想化的心态还造成选调生在基层坐不定、待不住。有些选调生在短期内看不到提拔的希望，就花费大量时间准备考研、考国家公务员、联系工作调动等。

    （《决策》2013年第7期 王运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