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引起了世界的震动。一个泱泱大国，没有遭受任何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转瞬间轰然倒塌，到底什么原因使然?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立即成了学界热门话题。由于与苏联曾经有过相同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学界对此事件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开始了这个问题的研究。[1]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等国际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展开，以及大批苏联历史新档案材料的公布，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热度有升不降，研究范围更为广阔，如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地缘学等角度探讨苏联解体原因，大大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数论著则集中从苏联70年历史发展的沿革，通过对其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来探寻苏联解体的原因。
一、十月革命与苏联解体
列宁当年领导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外曾经就“落后国家能否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及“十月革命的道路”等问题展开争论，有些人把苏联解体归咎为十月革命的“原罪”。如法国《宇宙》杂志主编让·埃伦斯坦断定“1917年俄国革命后在世界各地诞生的、今天在一切领域都证明业已破产的制度”[2]，就是把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联系起来。当然这类论点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驳。争论主要围绕下述两个问题进行：一是一些人重拾当年话题，认为十月革命本来爆发的条件就 不成熟，“先天不足”，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根源；二是“后天失调”，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所谓“不民主、不人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就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种子。
(一)十月革命发生的“原罪”与苏联解体
1·十月革命发动“阴谋”说
有学者提出，旧俄国根本不存在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为“旧沙皇俄国属于封建军事帝国制度，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临时政府没有基础和条件来建设科学社会主义”[3]，并进一步指出苏联的剧变和失败，需要从这个方面“认真加以研究”。那么，十月革命靠什么发动 的呢?
自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当中一直在不断复制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十月革命并非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所密谋组织、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4]2004年1月25日，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宣称：“从文件中早已得知，这(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此外我对列宁通过加涅茨基得到的资金格外感兴趣。帕尔武斯是策划者，这是历史学家和所有人都知道的。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约合今天的1000万)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都是有文件记录的历史事实。”[5]这件事甚至拍成了电影《谁为列宁付钱?世纪秘密》。把十月革命的发生说成少数人的“阴谋”，目的是说俄国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有关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最重要论据是著名的“西逊文件”。1918年，美国外交人员艾德加·西逊在彼得格勒以2·5万美元得到这些文件，其中包含着有关德国总参谋部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报，以及德国方面对自己所谓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下达的指示。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Г·Л·索博列夫、著名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肯南和彼得堡历史学家斯塔尔采夫等人经过研究指出，所谓“西逊文件”是伪造的。乔治·肯南经过对“文件”字体的仔细鉴定看出，为了伪造这一文件而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打字机。他甚至能够确定，哪份文件分别用了哪一种打字机，从而得出结论：“本来是来自于俄国的文件，在俄国本土确确实实伪造成了似乎是出自德国机构的文件。这是赤裸裸的欺骗。”[6]要注意乔治·肯南是一位反苏政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粉饰列宁及苏维埃政权的主观意图来说明这件事。斯塔尔采夫写道，这些文件的唯一来源是记者菲尔迪南德·奥先多夫斯基。这一天才骗局的制造者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4月之间伪造了大约150份有关“德国——布尔什维克阴谋”的文件[7]。他们认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被臆造出来的“德国黄金”的观点完全不成立，十月革命不是少数人的“密谋”。
我国学者陈之骅指出：列宁在20世纪初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形势，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8]。所以十月革命能取得成功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俄罗斯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前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库库什金教授 在2007年应邀为我国《历史研究》杂志撰稿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6月宣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9]四个月后，这一说法的没有根据性已经十分明显了。引人注目的是，普列汉诺夫在逝世前不久对自己的妻子说：“在我们的争论中，乌里扬诺夫——列宁是对的，而我——普列汉诺夫错了。”库库什金进一步指出：列宁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天才的学者。他发现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前所未有地加剧的规律，得出一个社会主义甚至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大胆结论[10]。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绝非少数人的“阴谋”。
2·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早产”说
还有一种观点，不否定当时的沙皇政权摇摇欲坠，革命爆发不可避免，但认为应当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早产”。前苏联总统顾问雅科夫列夫就说过：“如果停留在拥有自由的二月革命，而不将国家推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是否更理智些?”[11]国内学界也有人引用马克思关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论断，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仍在发展，所以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成熟的。
周新城、张旭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这段话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是否增长来判定革命的成熟度。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仍在增长的事实。但他们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私人占有和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关系矛盾的尖锐性发展，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基本物质条件已经成熟的观点[12]。
2007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决议中否定了“只能搞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决议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揭示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局限性：当时俄国陷入民族灾难的境 地。摆脱灾难的出路就是实行革命变革。革命变革的必然性既来源于穷途末路的沙皇制度的束手无策，也来源于资产阶级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临时政府得以上台执政，但它仅对国家的政治门面做了修饰，未能阻止俄国继续参战，没有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这个政府把俄国引上了加速瓦解的道路。[13]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A·B·舒宾教授在《1917年：列宁的对手怎样失去人民的支持?》一文中也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问题。二月革命后掌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成员中都有右翼力量，他们倾心于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结盟，坚决反对革命性变革：包括立即退出战争；把土地分给农民；实行扩大基层民主权利的宪政改革……失去了人民的支持[14]。
所以，李永全教授说道：“资产阶级虽然掌握了政权，但是俄国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人民最关心的和平与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采取了与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立场。”这就是二月革命后必须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15]。
问题还不在于能否“设想”历史重新沿着二月革命的轨道进行，事实上俄国民众当时就做出了选择：如果说在1917年7月的莫斯科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得票率达70%，在9月的选举中则下降到18%，“而且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彼得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工业中心”[16]。我国学者通过对20世纪之初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比研究后，指出： 20世纪之初，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显著落后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失败，更加证明了俄国的落后。必须改变俄国落后的面貌，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这是当时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 方式、社会关系必须做相应的改变[17]。从而证明那种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必然发生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阴谋发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二)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与苏联解体
和上述说法有联系，一些人则从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制度的性质、其所执行的路线、纲领等的错误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与苏联解体的关系。
还是那个雅科夫列夫直言不讳地认为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导致了苏联解体。他说：“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在各种不同的革命者中，首先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不少人笃信暴力和它的净化能力……他们以恐怖的手段取缔了不同政见，残酷无情地砍光了旧制度的载体——地主、商人、资本家、神职人员、军官和一切可疑分子。为了这些罪行，为了失控的革命蛮干的无道德行为，不得不付出难以置信的代价。”[18]
国内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人也附和这个观点。2007年第11期《炎黄春秋》一篇文章写道：十月革命“变成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靠一党专政来维持。这就造成苏联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导致最后崩溃”[19]。
布尔什维克政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新型民主政府。当然在它行使民主权利方面不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但绝不是如一些人所言是“恐怖”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最初步骤，颁布的最初法令，如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监督条例》、《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就是解决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生存民主问题，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劳动权利、民族平等权利等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苏维埃政权还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健康、生活等权利。国家十分关心劳动人民的休息和健康，实行了免费医疗、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等[20]。俄罗斯科学院院士Ю·А·波利亚科夫充分肯定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世界历史的进步意义。他指出：殖民帝国的崩溃、亚洲和非洲多数国家获得独立是在十月革命、苏联的民族政策和国际舞台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他说，不应该忘记苏联在集中管理社会和教育领域的经验，首先是组织计划经济方面的经验得到了直接利用，“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所采取的社会政策对其(资本主义国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1]。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是阻碍还是加速了俄国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与苏联解体有联系的一个争论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俄国还存在另一种“绿色革命”的形势，可以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道路 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农业集约化生产……走上文明发展之路。然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现代化过程却被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破坏了[22]。
俄罗斯著名学者、科学院院士Ю·А·波利亚科夫不赞同这种看法。他指出：“旧俄罗斯的落后和软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苏联)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并摆脱了落后性。尽管面临着被入侵的威胁，苏联在30年代末期还是进入了先进国家的行列，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23]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В·阿列克谢耶夫也指出：“苏维埃政权从最初的步骤就尝试依赖技术进步。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制定实施的国家电气化计划。20世纪上半叶的苏维埃电气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苏联最终完成了这一计划……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世界性意义的成就。苏维埃电气化奠定了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并且接近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水平。”我国学者徐崇温教授也指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苏联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了一二百年时间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并使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一跃而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24]中外学者以大量确凿事实证明了十月革命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
二、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否与斯大林模式有关是争论的最大焦点。
西方学者一直认为：“苏联解体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管理体制最终必然走向这种可悲结局”。甚至俄罗斯一些“左翼”学者也把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联系在一起。如著名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А·В·布兹加林、А·И·科尔加诺夫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25]。我国一些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如《苏联剧变新探》一书明确指出：“本书新观点在于：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模式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26]
1·认为斯大林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正如曹长盛等先生所揭示的：他们认为“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同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兵营社会主义”等等[27]。
2·其政治特点是“一党制”，“关键性毛病”是“广泛实行委任制”，“一党高度集权”……从而导致“大清洗”等弊端。而“斯大林的无端镇压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素之一”[28]，因为“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
3·这个模式经济上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粗放和浪费的机制，效率低、结构畸形，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工业化也是失败的，工业化等于军事化，从而“使人民处于贫困状态”。
当然还包括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外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
因此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应当从制度中去找，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些领袖人物；正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最后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29]。
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表达了不同意见。
第一，斯大林模式是否背离了列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而导致苏联解体 这是当前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2008年6月11日俄罗斯著名学者米·伊·科京教授坚决否认上述观点，他在中国社科院当代所报告中指出：“西方的一些批评家，还有当前俄罗斯国内不少效仿他们的批评家，在评判苏联社会的问题时，常常责难斯大林‘歪曲’并‘背离’列宁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经验。如果严格考察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科学地思考和历史地评价斯大林在建设和发展苏维埃国家中的作用，我们就能看到斯大林同列宁是一致的，而且他对列宁的思想还有所发展和丰富。”[30]
值得重视的是2008年经俄罗斯文化教育权威专家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即认为斯大林模式本质上同列宁时期是一致的。书中写道：苏联“这个体制的基本成分是在1917—1920年之间产生的，在1920年经历了某些变化，在30年代末最终形成”。教科书总结列宁—斯大林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党领导政府(苏维埃)；承认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等形式)被视作共产党影响非党群众的工具；权力镇压机构；国家机构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管理；党和国家的众多宣传机构力图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31]
第二，怎样认识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弊端，如政治上的个人崇拜、大清洗对法制社会的破坏、经济上强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对农业生产的削弱等，当然对苏联解体有深层次的、潜在的影响。但那个时期为国家奠定的强大工业基础，某些高科技如宇航、原子武器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同样为苏联日后的强大打下坚实基础。只注意到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而完全忽视其正面的影响是不可能准确阐明苏联解体原因的。
我国有学者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着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面临着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渡过这两个生死关是检验“斯大林模式”、评价斯大林模式历史地位的唯一实践的标准[32]。
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表现出了坚韧、勇敢和英雄主义，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拯救出来[33]。这是全世界众所周知的事实。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В·阿列克谢耶夫充分肯定了斯大林模式对俄罗斯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他写道：“(20世纪)40和50年代，苏联现代化进程继续深入和扩大。到1955年，工业总产量是战前的3·2倍。同时生产工具的产量几乎增加到4倍。50年代，工业工人的劳动装备率是战前的3·2倍。苏联成为世界上仅有的能生产当年人们所能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工业产品的两个国家中的一个。就这样，苏联时期就克服了俄罗斯与世界先进工业发达国家按阶段发展的落后局面。”
他们也不否认斯大林时期为了实现工业化确实采取了一些极端严酷的措施。但认为必须从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认识这些措施。周新城教授对此加以了分析。他说：“苏联的错误是忽视 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工业化初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重大成绩。”[34]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写道：“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需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35]可以看出，他们特别强调苏联当时利用国家调控、国家计划的必然性。这的确是由那个时候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历史认识所决定的，决不能用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认识苛求前人。
第三，怎样看待大清洗与苏联解体
一些学者对斯大林时期大清洗中表现出的目无法制、草菅人命、甚至滥杀无辜的严重错误都不否认，也认为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层次因素。但对大清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1·大清洗并非全是滥杀无辜，也有一定必然性
2005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我的时代》一文中写道： 20世纪30年代他曾参加一个准备暗杀斯大林的恐怖组织，被捕后逃跑，长期隐姓埋名。他认为他最有资格谈论大清洗问题，因为他“并没有享受斯大林时代的好处”。他说：“我研究了很多年的战前情形，包括军队中的肃反情况，得出了所有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人们都认为是另持一端的结论：如果战前军队中没有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别说一个弗拉索夫，就是几十个弗拉索夫也会出现，而且还都是比他更猖獗的。”[36]
2·认为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写道：“国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1930—1950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正如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所说：‘20世纪40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那么，为什么要针对党内官员?教科书分析道：“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37]
3·对大清洗似乎“杀掉”几千万人，以及关押上千万人的论调予以驳斥
有学者对大清洗人数进行了考证，指出： 1937—1938年被枪杀的人数是681， 692人；整个苏联时期，从1917—1990年被处以死刑的政治犯为827， 995人。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从1917—1990年“由于犯国事罪以及根据刑法典犯类似罪”的总人数，共3， 853， 900人[38]。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Ю·А·波利亚科夫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如何利用大清洗事件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导致苏联解体的过程。他写道：“从1987年起，最初还是小心翼翼的，但在1988年、1989年后，开始了对斯大林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报纸和杂志充塞了劳改营之类的文章。”Ю·А·波利亚科夫最后总结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进程是“从比较含蓄的对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发展成对它 们的完全否定。到1992年，在思想上与苏联历史划清界限的过程基本上完成了”[39]。
斯大林逝世离苏联解体尚有40年，其间还经历了苏联发展的高潮——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斯大林模式”怎么应当承担苏联解体的责任?所以我国学者俞邃教授指出：“把斯大林之后数十年的这一大笔账也都算到斯大林头上，是不公平的，无异于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开脱责任。”[40]
三、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与苏联解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解体当然有其历史根源。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正如米·伊·科京教授指出：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进程实际上从赫鲁晓夫开始”。前苏联政府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审判何时开始》一文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行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统治年代。”[41]国际政治学会副主席、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威·斯米尔诺夫也持这个观点。他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正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为以后的大灾难种下了祸根。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42]苏共二十大在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取消骇人听闻的强迫劳动和大量的政治暴力的“古拉格”制度等方面有其贡献，但另一方面，则留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
1·认为赫鲁晓夫丢掉了斯大林时期的创新精神，没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阿·涅克列萨指出：斯大林试图在苏联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按照一种新观念安排生活， 1946年2月提出加快高新技术发展的任务，这是建筑在原子—宇航技术基础上的创新纲领，为此建立了强大的科学院及遍及各地的分院。这个计划取得了有效的结果：苏联造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成为宇航大国，使苏联跻身于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后工业社会。俄罗斯今天由于拥有热核武器还是世界强国，其基础完全是在斯大林时期奠定的。事实证明这个纲领是非常适宜的。但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激励精神在60年代末70年代消失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把创新精神丧失了。由于惰性，俄罗斯没有跟上60年代末全世界掀起的社会文化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43]。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副博士舍斯塔科夫指出：斯大林去世后最初几年，马林科夫对苏联社会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做了重大修正，但是，其支持农村和人民消费品生产快速 增长的方针，并不是所有新领导人都赞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重新强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对马林科夫扣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原理”的罪名，解除了他的国家领导人职务。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夕，国家继续发展没能按照现代化的模式，引进市场机制[44]。
2·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
当代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科学院院士根·奥希波夫认为：赫鲁晓夫登上国家最高领导人职位后，他所追逐的不是苏联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他个人的利益。他脑际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在萦绕：“如何胜出斯大林，报复斯大林多年让他做克里姆林宫当差的耻辱。”“一个人要想超过自己的伟大前任，只有把他贬低和推翻才行。”现在对我们来说，赫鲁晓夫是否知道这个古老的药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是按照这个药方行事的。正像时间所昭示的那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就是对历史的一整套虚构、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体制和苏维埃国家的崩溃不是始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始于赫鲁晓夫的所谓“解冻”和“伟大的十年”[45]。
首先，苏共二十大在苏共党内造成了分裂。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茹科夫指出：赫鲁晓夫在严厉谴责镇压运动的同时，也严厉谴责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党的领导人。同时严厉警告“斯大林的近卫军”，如果不能赞同其方针，他们将永远被指责为赞成发动大清洗运动的人。而被赫鲁晓夫认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对过去不能仅仅是否定。党内由此分裂成“反斯大林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46]。
其次，破坏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埋下了国家解体的隐患。苏共二十大不久，在向全国各地宣读赫鲁晓夫的报告时发生了激烈争论，在格鲁吉亚还发生了动，第比利斯发生8万人游行示威。对于大会极其激烈的反应也表现在其他地区的共和国里。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博卡列夫在《苏共 二十大与地缘政治》一文中指出：苏联解体的客观基础是苏联人民缺乏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被破坏的开端。这个报告损坏了使苏联人民紧密团结的领袖形象，使苏联地缘政治开始恶化，团结统一的价值体系被破坏。
最后，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大量退党。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搞唯意志论——对中国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及其他党恣意妄为。苏联失去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重要盟国，失去了东欧等国对苏联的信任。在世界舆论面前给苏联的国际威望带 来重大损害[47]。
3·苏共党风开始败坏
张树华教授指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思想上的瓦解。”[48]在赫鲁晓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来，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变化：在领导国家中上下严重脱节，言行不一，组织重叠，提拔干部方面有严重的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49]。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道：“在赫鲁晓夫之前，党内差不多都是平等的。后来，发生了分裂。什么区委呀、州委呀，人们很难接近他们。普通人在底层，领导却高高在上。这一切蔓延成官僚作风盛行，也就发生了可怕的党的分化，底层不再相信高层。”
赫鲁晓夫对党风的破坏在于他的主观唯意志论。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写道：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赫鲁晓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这件事就够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提出了“现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句口号，这决定了纲领要求在20年内，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向全国提出的任务是巨大的，大部分是完成不了的。赫鲁晓夫的不可预测性、他的渊源于激情而不是实际计算的渴求，使人们有理由指责他“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实际上这就是冒险主义、就是使党和社会服从自己意志的愿望[50]。
同时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在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作斗争的背景下，明显形成了新的赫鲁晓夫崇拜的征状。到处可以读到有关“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的东西，识字课本和其他许多中小学教材的第一页都是他的肖像……国家领袖的照片和画像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银幕上出现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影片[51]。
4·苏共二十大造就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一批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掘墓人”
李慎明教授等写道：“戈尔巴乔夫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正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 党的历史，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时期，这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乃至他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动摇乃至瓦解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52]曾任戈尔巴乔夫顾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也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二十大从历史上埋葬了斯大林”，而且承认“在二十大之后去了美国”，从这个时候起他的“思想问题已向右转”。所以，雅科夫列夫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53]所以他们自称是“苏共二 十大的产儿”。
四、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一)苏联体制与国家解体
国内一些学者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的体制弊病太多，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54]。否认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这种观点认为：“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一些人则从另一角度谈到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性”与其解体的联系。如美国学者斯蒂文·科恩认为：“苏联是 一个帝国，而所有多民族的帝国命中注定都是要灭亡的。”[55]米·伊·科京教授指出：“帝国命中注定灭亡论”在叶利钦的圈子里也被多次使用，这一说法帮他取缔了苏联。
对于“苏联解体是这个制度的必然”的观点一些学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体制确实面临改革的形势：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经济结构的畸形、劳动生产率状况、能源消耗等指标的恶化，引进新技术、电脑化的滞后、意识形态的僵化……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必须对这个体制实行变革。
我国有学者分析了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几代苏联领导人一次又一 次对旧体制实行的变革，认为尽管改革的成效不大，但改革显示的“削减中央过度的集权、扩大地方权力”、“社会主义与价值、价格、利润、市场的联系”、“减少国家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内容预示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改革的方向。甚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所作关于发动经济改革的“加速战略”的报告，也是在1984年由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决定，雷日科夫等起草的报告内容。“加速战略”尽管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1985—1988年，“加速战略”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取得一些成绩， 1985年按实际价格的国民收入为5785亿卢布， 1986年为5874亿卢布， 1987年为6000亿卢布，年增长率分别为3·6%、4·3%、3·0%。1987年较之1985年增长了6·5%。工业总产值得到增长；农业总产值1985年为2086亿卢布， 1986年为2197亿卢布， 1987年为2201亿卢布。如果说1981—1985年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 1986—1987年则为4·5%[56]。当然，如何使改革取得更大成效可以研究，但证明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这个体制不能改革而“必然灭亡”。
2006年在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改革，您现在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2007年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就此指出：当时的苏联体制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核武器排除了攻击苏联的可能性，任何军备竞赛方面的落后，并不能改变这条原则；而且，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也是有保障的——到处渗透的克格勃机关排除了出现地下革命活动的可能性。当然，会有一些自发的动乱，但是，缺乏革命性组织，这些动乱并不危险。没有外部入侵的威胁，也没有自下而上的革命，那么，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57]。
该书写道：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 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至少是非常幼稚的[58]。
曾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的鲁·皮霍亚教授也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不存在苏联解体的必然因素：“80年代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是严重的。然而，国家的巨大资源使人们能够指望有效地克服经济困难。可以深信不疑的是，苏联(当时)没有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和群众性的政治反对派。”[59]
应该说目前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个观点。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年、2000年和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 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
(二)苏共党执政者的错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中外学者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民族政策、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中所犯一系列错误及其本身素质的原因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其中最为主要的错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削弱、放弃了苏联共产党对于改革的领导，最后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经济的下降、社会矛盾的尖锐、民族的分裂、国家的解体。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文·科恩指出：“共产党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折腾，党就进一步丧失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至此，能够抵抗国家离心力的凝聚力量已丧失殆尽。于是，苏联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一句话，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苏联。”[60]最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的削弱导致国家政权机构的削弱。
戈尔巴乔夫等人第一个重大错误是削弱共产党对改革进程的领导。
当时的苏共领导在很多方面确实存在严重弊端。如一些学者指出：苏联解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党的思想工作力度不大。思想教育行动和活动开展得很多，但都流于程式化，流于高喊口号，与现实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像每家都有磕磕碰碰的地方，国家也是如此，总有某些疙疙瘩瘩的地方、不完善的地方、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国家，政权，它们存在的目 的就是要及时进行矫正偏差，然后再往前走，无论如何也不能开倒车，不能容许毁坏一切，再在废墟上建个什么[61]。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这方面观点具有代表性。该书指出：戈尔巴乔夫修改苏联宪法时，“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这是对苏共的第一次打击。
同时叶利钦又发布《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活动》的命令，“这是对苏共在社会和国家中地位的第二次严重打击，削弱了苏共对俄罗斯和苏联 政治进程的影响”。而当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面对“非党化”命令采取了妥协态度，教科书指出：“总书记的绥靖立场使苏共领导机构瘫痪，党进一步解体，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因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仍然是苏联体制的重要环节。”[62]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63]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世界历史就会带有 非常神秘的色彩”。历史“发展的加速或者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64]。所以俄罗斯著名的外交官列昂尼德·斯摩良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言论摧毁了我们国家体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和权力机构的威信。伴随着‘新思维’的鼓噪，把没有先例的‘异端邪说’引入国家的意识形态，动摇了使国家团结起来的社会精神价值观。他忘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党和国家是一体的，以改造党为幌子，实际上却摧毁了整个国家。人们常说，一个人是无法搞垮整个国家的。不过，还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这 个人是‘总书记’的话”[65]。
第二，党的削弱导致民族主义的泛滥。
在探讨苏联解体原因时，很多学者都把“民族主义因素”放在了首位。但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民族矛盾尚没有发展到尖锐程度。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使得在苏联自由讨论民族问题和建立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成为可能。”他说，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专门的法律，允许有可能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按照一定程序退出苏联。结果是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率先行使了脱离权。由于经济危机和改革失败，其他一些加 盟共和国民众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乌拉尔”方案、“西伯利亚”方案和“滨海共和国”方案以及鞑靼斯坦、车臣、图瓦、卡尔梅兹、加告兹的独立运动。所以罗伊·麦德维杰夫总结道：“不是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正相反，改革思想和方案的受挫、国家发生经济和金融危机、联盟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政治意志的衰退以及权力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66]
我国一些学者也认同这个观点，指出：“戈尔巴乔夫1990年蓄意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苏 共党的领导，使苏联各民族失去了联合的政治基础和统一的领导力量，加上叶利钦脱离苏共队伍后的所作所为，最终埋葬了苏联。”[67]
第三，造成了经济的无序和混乱。
戈尔巴乔夫拆除了党的机构，在它的下层引发了非常激烈的动。但是没有了党有效地参与解决经济的无序状态，以及没有能够替代党的机构的市场机构，苏联经济将陷入泥潭。对此，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对苏联旧体制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但经济改革、特别是涉及范围这么大、程序这么复杂的改革，首先必须保持政权的巩固。“如果政权被削弱，便没法开始改革。”但在 1989年、1990年准备改革的时候，一下子发展到了捣碎党的地步，删除了宪法中规定党在国家中作用的第六条。后来的情况就越来越糟。党建、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混乱[68]。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写道：“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在和平时期，货架上原因不明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从肉到火柴。为了调节局势，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香皂)实施配给制，商店前排起了长队。从市场的商贩那里可以买到商品，但是价格要高好 几倍，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结果，一些日用品的国家定价多年以来首次迅速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69]。
我国学者对此总结道：“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思想路线的变化—思想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70]这就是苏联解体的逻辑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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