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驱动和政府扶贫攻坚的推动下，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照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4年贫困标准为每年2800元/人），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规模为7.7亿，贫困发生率97.5%，到2014年下降至7017万，贫困发生率为7.2%，37年间累计减少7个亿[1]。然而，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按照2011年2300元/人的贫困标准，2014年底中国农村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12.8万个贫困村，且分布范围广、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2]。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扶贫攻坚的持续推进，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总体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贫困程度从过去的绝对贫困演变为当前的相对贫困[3]；贫困范围从大规模的普遍性贫困缩减至一些偏远的山区、边区和少数民族集居区的区域性贫困[4]，并逐渐形成封闭的“贫困孤岛”，成为扶贫攻坚的“硬骨头”；致贫原因的日趋多样性导致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减贫难度不断加剧，扶贫成本增加[5]；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减贫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扶贫力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放缓[6, 7]，局部地区的返贫率却呈现上升趋势[8]。新形势下依靠传统扶贫政策和减贫措施来消除贫困的扶贫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贫困新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其核心在于“扶真贫、真扶贫”，关键在于扶贫的精准性和准确度。然而，长期以来扶贫开发中存在致贫原因不清、贫困类型不明、基层意愿不知等问题，导致扶贫的靶向性和针对性不高、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减贫效果不理想[9]，严重制约了减贫和脱贫成效。为如期实现精准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先找出贫困病因、摸清贫困病症，因地制宜、因贫施策，因人施策、因需施策[10]。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不同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研究，诊断识别不同地区的主要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为提高精准扶贫的靶向性、精确性和分区、分类实施针对性的减贫措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贫困是要素缺失和结构失衡导致功能退化的一种系统性弊病[11]。关于贫困原因与扶贫政策，学者们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贫困发生的机理与特征[12, 13]、贫困的探测识别[14, 15]与程度测算[16, 17]、减贫对策[18]与帮扶成效[19, 20]等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近期一系列的研究结果[1, 21]也从宏观层面揭示出中国农村贫困发生机理与减贫的基本模式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区域特征。然而在微观层面，关于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帮扶需求及其地域差异的研究仍相对薄弱：一是对贫困主体致贫原因类型识别、划分的精准性及其地域差异的认识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二是对贫困人口帮扶需求、意愿及其地域分异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本研究在对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23个贫困县的实地调查和问卷分析的基础上，诊断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剖析脱贫意愿与帮扶需求、并揭示其地域分异规律，以此提出相应的减贫对策，为“十三五”期间科学地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理论参考。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第三方评估的问卷调查数据、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和中国地理空间矢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于2015年7月中国科学院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调研评估。评估组对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共涉及23个贫困县中的124个贫困村，并对贫困户、脱贫户、非贫困户、村干部和企业等利益攸关方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139份[22]。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源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中的11个地区及其范围内国家级贫困县数据。中国行政区划空间矢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本研究涉及的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贫困户的致贫的原因，设置的调查问题为“导致您的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可多选）”，依据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从收入、患病、劳动力、教育和养老负担等方面设置了如下选项：①除农业外无其它收入来源，②家庭成员患有重病或残疾，③子女上学负担重，④基础设施匮乏，居住地条件差，⑤赡养老人负担重，⑥家中缺乏劳动力，⑦缺乏劳动生产和创收技能，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⑨其它原因。二是贫困户最需要的帮扶类型，设置的调查问题为“您认为您家最需要的帮扶类型是什么？（单选）”，依据农户脱贫的方式和途径，从资金、社会保障、生产发展等方面设置了如下选项：①加大资金帮扶力度，②提高社会保障力度和覆盖率，③积极培育和推进产业发展，④加强生产和生活设施建设，⑤解决子女上学难的问题，⑥提供技能培训和技术指导，⑦其它需求。

利用问卷调查的样本频数统计方法，分别对整体和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原因与帮扶需求进行分析。

贫困原因的致贫比率：

式中Pi表示贫困原因i的致贫比率，Ci表示贫困原因i的样本量，S表示受访贫困户总样本量。

帮扶类型的需求比率：

式中Dj 表示帮扶类型j的需求比率，Aj 表示帮扶类型j的样本量，S表示受访贫困户总样本量。

找出贫困病因、摸清贫困病症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已有关于贫困发生机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宏观层面，利用经济社会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和模型进行测度和分析。贫困户是精准扶贫最直接的对象，从农户层面开展贫因诊断，有利于在微观尺度上透视贫困机理、厘清致贫原因，为对症下药、实施精准帮扶提供依据。本研究基于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大样本抽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八个方面探究农户的致贫原因，并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最后依据主要致贫原因对各贫困区进行贫困类型划分。

收入贫困是贫困问题最直接的体现。统计显示，63.1%的贫困户存在除农业外无其它收入来源的问题，远高于其它因素的致贫比率，收入来源单一成为贫困户最广泛的致贫原因（图 1）。究其原因，首先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非农就业机会匮乏，78.6%贫困户的农业生产以粮食种植为主，且商品率低下，仅有3.01%的贫困户从事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特色种植和养殖业。其次，贫困户单一的收入还存在无保障性，当前中国贫困地区多位于偏远山区，并与水资源短缺严重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高度一致性[23]，农业设施匮乏，农业生产普遍存在“靠天吃饭”的问题，“十年九旱”时有发生。此外，受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贫困户收入还存在较大不稳定性，尤其随着中国小麦、玉米等主粮进口总量增加，调研农户普遍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贫困具有多维性，收入贫困无法反映其它维度的致贫原因。调研发现，一些贫困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即使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家贫困标准，但其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全面剖析贫困户致贫原因必须考虑其因病、因学等支出维度的致贫原因。调查数据表明，在更大程度上导致农户陷入贫困的是支出因素，如55.1%的贫困户是由于家庭成员患有重病或残疾致贫，因子女上学和赡养老人负担重而致贫的分别为35.5%和19.4%。基层农户普遍是脆弱的经济主体，抵御疾病和灾害、承担子女教育和养老支出能力较弱，由于缺乏有效保障，在内外力量的冲击下极易陷入贫困状态。返贫率统计显示，2012-2014年间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年平均返贫率高达21.45%，极大地蚕食了扶贫功效，导致扶贫工作陷入“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再返贫”恶性循环的困境。究其原因，高达70.5%的脱贫户是因病返贫，远高于其它原因的致贫率，疾病已经成为脱贫家庭返贫的首要推手。因学返贫的比例为25.6%，结果产生一定数量的失学儿童和童工，进而引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间接表明，当前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医疗救助、教育、养老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贫困不仅是物质水平低于公认的贫困标准，还包括贫困主体摆脱贫困状态的能力和素养缺乏，即能力贫困，这是制约贫困户发展的内在阻力[24]。38.7%的受访贫困户认为由于缺乏技能，无法将从事特色种养殖业或创业的想法付诸实践，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务工收入。基于不同富裕程度农户的受教育水平统计显示：贫困户、脱贫户、非贫户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占比分别为64.1%、45.2%、32.6%，初中学历分别占32.2%、42.9%、44.9%，高中及其以上学历依次为3.7%、11.9%和22.5%。贫困户整体受教育水平最低，以文盲和半文盲为主，并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比例急剧减少；脱贫户整体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均高于贫困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受教育程度越高，脱贫能力越强；非贫困户在初中及以上学历中所占比例均高于其余两类农户，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农户的富裕程度随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升。整体而言，农户受教育水平与其富裕程度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沦为贫困户的可能性越小，脱贫或成为非贫户的可能性越大。

贫困的内涵不仅限于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还包含权利贫困[24]。贫困不只是生活水平的表征，也暗含发展条件和机会的缺乏，而基础设施建设正是确保区域和个人获取发展机会、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20.9%贫困户表示村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据统计，58.6%调研贫困村尚无硬化道路，阻碍了村域内外资源要素的流通和经济发展。38.7%的调研贫困村缺乏医疗卫生室，农户存在看小病难的问题，小病撑着不治疗，导致小病久拖成大病，大病致贫困。35.8%的调研贫困村师资和教育设施缺乏，子女上学路途远、成本高，牵制家长较多时间和精力，一定程度上导致失学儿童比例上升。49.5%的贫困村未通自来水，农户安全饮水难以保障。总之，基础设施的匮乏不仅制约贫困村的发展，而且剥夺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条件和机会，还增加了其生产和生活成本。

统计显示，11.5%的贫困户因遭受干旱、洪涝、寒冻、冰雹、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而致贫。因灾致贫农户的特征是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或徘徊在贫困边缘，无灾年份可脱贫，一旦遇到灾害或连续几年灾害又重新返贫。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偏远山区、生态脆弱区、灾害频发区、生态保护区和高寒区，一方面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条件差且自然灾害频发，作为农户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极易受到冲击而减产甚至绝收；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不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导致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问题突出。

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不同，同一致贫原因在不同地区的致贫程度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图 2）。①收入来源方面，致贫程度最高的大兴安岭南麓山区高达90.0%的贫困户存在收入来源单一问题，程度最低的乌蒙山区（45.5%）和秦巴山区（35.2%）也均在三分之一以上。致贫程度普遍较高，且总体呈现北方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中部的空间特征，与中国南北、中西部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②患病残疾方面，罗霄山区、秦巴山区和大别山区贫困户因病或残疾致贫比例分别高达78.7%、72.7%、67.3%，超过三分之二的贫困家庭承受着病残的制约，程度最低的六盘山区（41.2%）、滇桂黔石漠化区（35.0%）也均在三分之一以上。致贫程度总体较高，并呈现南方高于北方、中部高于西部，以中部地区为中心、中间高四周低的空间特征。③教育致贫方面，致贫程度最高的武陵山区、西藏区、乌蒙山区的比例依次为48.4%、46.7%、41.7%，程度最低的是罗霄山区（25.5%）、大别山区（24.8%），超过四分之一的贫困家庭存在教育致贫问题。致贫程度总体呈现南方高于北方、西部高于中部、从西向东阶梯递减的空间特征。④基础设施与居住条件方面，西藏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贫困户因基础设施匮乏、居住地条件差而致贫的比例分别为37.8%、33.6%、28.0%，程度最低的是大别山区（5.9%），差距显著，总体呈现西部高于中部、从西向东阶梯递减的空间特征，与中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⑤养老负担方面，致贫程度最深的西藏区、秦巴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贫困户因赡养老人负担重而致贫的比例依次为35.6%、28.4%、28.3%，程度最低的是大别山区（8.5%）、罗霄山区（4.3%），差距较为明显，总体呈现南方高于北方、西部高于中部、从西向东阶梯递减的空间特征。⑥劳动力方面，西藏区和秦巴山区贫困户因家庭缺乏劳动力而致贫的比例分别为65.6%、61.4%，是劳动力缺乏致贫程度最高的地区，程度最低的是大别山区（25.5%）、六盘山区（21.8%）。总体上与赡养老人负担重致贫区在地理空间上基本吻合，并呈现西部高于中部、整体从西部向中部和东北逐渐递减的空间特征。⑦劳动技能方面，六盘山区、西藏区、乌蒙山区贫困户因缺乏劳动和创收技能而致贫的比例分别为58.0%、53.5%、50.6%，程度最低的是燕山-太行山区（25.8%）、滇西边境山区（25.5%）、秦巴山区（25.0%）、大别山区（24.8%），总体呈现西部高于中部、从西向东不断递减的空间特征。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方面，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和秦巴山区因遭受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而致贫的比例分别为32.7%、20.5%，程度最低的是大别山区（2.6%）、滇西边境山区（2.1%）、乌蒙山区（1.9%）。总体上致贫程度较高的地区分布在中国第二、三阶梯的分界线带状区域，并呈现从北向南、从二三阶梯分界线向两侧递减的空间特征。

贫困具有多维性，贫困问题的产生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累积和叠加的综合结果。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均面临类型多样、程度不等的多种致贫原因共同制约。整体而言，收入来源单一、患重病或残疾是贫困户致贫范围最广、程度最高的致贫原因，这是当前各贫困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然而，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差异，各贫困地区面临的主要致贫因素存在明显差别。

大别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因收入来源单一而致贫的比例分别为60.8%、90.0%，因病致贫的比例为67.3%和59.7%，均高于本地区其它原因的致贫率，属于收入来源单一和疾病主导型贫困。滇西边境山区、滇贵黔石漠化区、燕山-太行山区因收入来源单一而致贫的比例分别高达61.7%、55.0%和73.3%，远高于本地区其它因素的致贫率；其次是因患病而致贫的比例依次为48.9%、35.0%、51.3%，因缺乏劳动力而致贫的比例分别为44.7%、38.3%、51.7%，属于收入来源单一主导的多因素并存型贫困。收入来源单一、技能匮乏致贫比例分别高达61.3%和58.0%的六盘山区属于收入来源单一和技能缺乏主导型贫困。因病致贫比例高达78.7%的罗霄山区的收入来源单一和劳动力缺乏的致贫比例分别为51.1%和46.8%，属于疾病主导的多因素并存型贫困。较高的因病致贫率导致秦巴山区61.4%的贫困户劳动力短缺，而其余因素的致贫均较高且相对均衡，属于疾病和劳动力短缺主导的多因素并存型贫困。除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之外，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和西藏区的其余各因素的致贫率均相对较高，且其致贫程度比较均衡，三者均属于多因素复合型贫困（图 3）。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政府主导推动减贫事业，政府在扶贫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减贫的内在要求。然而，自上而下的扶贫模式容易导致减贫政策与贫困区实际情况以及贫困户帮扶需求相脱节，减贫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已有关于减贫问题的研究对微观贫困主体的意愿与帮扶需求研究也较为薄弱。帮扶需求是贫困户的帮扶意愿与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贫困户和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有效帮扶方式和脱贫途径，能够为实施精准帮扶提供指导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