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油田向北京出发

1970年4月的晚上，东北的天还飘着雪，田野间的冰碴还没融化。在辽河油田钻井队担任卫生员的王庆国忙完一天的工作，刚刚回到驻地。

懂得一些西医、中草药和针灸知识的王庆国，早就是十里八乡的名人，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都要向他寻医问药。

“不为良相，宁为良医”，是从小就深扎于王庆国心底的信念。

还记得小时候，祖母告诉他，家里的三世祖在明代太医院里当过太医院的吏目，王庆国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出身大家闺秀的祖母看得出来，王庆国聪明活泼，有着过人的记忆力，聪颖于常人，绝对是块读书的好“料子”。

果不其然，纵观王庆国日后的中医成材之路，确实是“年轻有为”。

1972年，王庆国成为工农兵学员，求学于辽宁中医学院（今辽宁中医药大学）。在学校浓郁的学习氛围下，他逐渐认识到中医经典是临床的根基，唯有勤于思考，狠下苦功，夯实基础，方能在日后临床中纯熟运用。

于是，他埋头苦读，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不管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95%以上的课程都是满分。1975年大学毕业后，王庆国申请回到辽河油田职工医院成为一名中西医结合临床大夫，由于工作出色，五年后即被任命为中医科负责人，并开设中医病床30余张。

但他也时常会因为医术有限而无能为力。

“我曾遇到一位三级水肿的病人，用手摁一下，水都会往皮肤外面渗，最后不到20天就离开了。”王庆国回忆道，如果是现在，他的经方妙手，或许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可那时不行啊”。

命运的齿轮总是将一些人紧紧相连。

在田野中探索的王庆国不知道，他日后的恩师刘渡舟同时段正在京城妙手起沉疴，三付既可调寒又可调热的经方“泻心汤”，就把困扰一位舟车劳顿司机的胃病治好了。

“小王，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啦，你不试试？”

1981年，当消息传来时，行医10余年的王庆国早已暗下决心，他要去北京中医学院，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

油田上，呼啸的北风，伴随着他秉烛夜读的日月，一天又一天。

那一年，全国共有238人报考北京中医学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但此次考研招生，出题极难，选拔严格，最终成绩公布，仅有两个人达到了录取标准，王庆国就是其中一位，他凭借自身实力争取到了宝贵的研究生学习机会。

1982年初，春风送暖，万物复苏，81级研究生新生开学，乘着火车，他向着新的目的地出发了，一路风景旖旎，他不知道，这一去，待他再度转身成为国医大师。

拜入“伤寒泰斗”刘渡舟门下

曾经，背经方，是王庆国自认的长项，那时他能拔得头筹，榜上有名，考入北京，靠的就是能脱口而出800多首方剂。

然而，拜入刘渡舟先生的门下，刘老成为他不能仰望的高山。

作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开拓者和创派者，“上溯岐黄之道，下逮诸家之说，力倡仲景之学，”博采众长，学验宏富，被誉为“伤寒泰斗”“经方大家”的刘渡舟先生享誉海内外，人称中国大陆治疗伤寒之第一人。

与刘老一比，“简直是沧海一粟”，多年后，王庆国在回忆恩师仍是敬仰，“他掌握的方子实在是太多了”。一本《医宗金鉴》中有几千个方子，刘老全都可以信手拈来。

“刘老师来了。”

回想起当时刚刚和师兄安顿好宿舍，刘老就来到宿舍楼看望两位弟子，老师的关切让29岁的王庆国倍感温暖，也放下了初来北京的忐忑。

慈父严师，走进课堂的王庆国却发现，刘老师对待自己和师兄们，从来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一个方剂，如果说一遍不会，第二遍还会告诉你，到了第三遍，即使当着很多人，也会严厉批评。”

跟随刘老学习，“汗流浃背”是王庆国时常会有的感受，“以前我在学校考试，100分的题，我能考110分，因为加分题我也会。”

妥妥“学霸”的王庆国，在刘老的考试中，即使花费数倍精力，却常常只能考六七十分，这让他压力很大，也逐渐意识到中医学海之深。

“原本1.5的视力，不到两年时间，就戴上了近视眼镜，那时候谁30多岁还学习到近视啊。”他笑着说。

几年后，王庆国还记得自己有次想跟另一位名家学习妇科，“我说我给你背一些经典吧，结果还没背完，对方就让我走了，他说，你的水平我教不了你。”

就这样，王庆国跟随刘老侍诊抄方，一抄就是15年，直到现在，刘老手写的方子被王庆国一张张收集起来，装订成册，再度翻看，总能感受到恩师的余温。

由于当年只有王庆国和师弟两人被录取，北中医格外重视对他们的培养，从京内及全国各地邀请了任应秋、赵绍琴，王绵之、祝谌予、步玉茹、李今庸等多位杏林名家，对他们进行高强度、高水平、长周期的教育培养。王庆国也由此得以继承各位名家的学术经验，形成了灵活多变的诊疗思路。

15年栉风沐雨，焚膏继晷，刻苦钻研，一笔一划地抄方让王庆国逐渐领悟到刘老思想的精髓，跟随大师的脚印，他也一步步走进中医经典《伤寒论》的殿堂。

勤思渐悟求臻“达药”境界

作为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虽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所有理论基础，但书中临床内容涉猎并不是很多。

而由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却包括中医从看病，诊断、辨证、确定治则开方子，包括针药并用等一系列内容。

“可以说，《伤寒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王庆国说，正是这本书后，中医的临床医学蓬勃发展起来，“现在中医内外妇儿各科，都与《伤寒论》有关，都是从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王庆国曾目睹老师刘渡舟完成校注《伤寒论》的历史大任。但《伤寒论》中仍有浩瀚的神秘地带，等待拂去历史的尘埃，一种责任感让王庆国逐渐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不记得多少个日夜，王庆国在灯下翻开《伤寒论》，字字斟酌，细细领悟其中的真谛。

潜心研读加临床实践，再加上异于常人对方剂、药性的理解，王庆国开始锋芒初露，崭露头角，1988年王庆国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成为我国中医基础专业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并留校任教。

三十余年来，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气神，翻阅了数百本与《伤寒论》相关的中医古籍，创造性提出“三步―四维―六治―十六方略”诊疗范式；提出经方临床拓展应用的“五项原则与十大途径”；强调“少阳为表里之枢，脾胃为升降之枢，临床诊疗调枢为要”的论治纲领，将中医经典发扬光大。

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全国64家中医学术流派，“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位列其中。作为刘渡舟先生的大弟子，王庆国当之无愧成为学派“掌门人”。

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仍笔耕不辍，每日早晨5点半起床，将临床有所心得的200味中药整理出来，命名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用药经验心得”，以传后世。

王庆国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从左至右：裴永清，聂惠民，刘渡舟，王庆国）

“很多人只知道当归是调血补气的良药，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归能治咳嗽。”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第四代传人王雪茜说，作为对《本草纲目》（金陵本）校注的“大咖”级人物，正是王庆国的不断深入研究，才发现诸多隐藏的“知识点”。

“每味药下，尤其是对最有体会之处尽量说清说透，然不管是详是略，均为临床实战记录，将对开拓用药思路有所启迪。”王庆国用毛笔小楷，在白纸上汩汩写下自己的用药心得。

他说，古人云“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然若想做到如此，必须在临证时留心药物之进退，观察效验之应否，更要随时总结，方能臻“达药”之境界。

他愿做奔赴“达药”的扛旗者。

幻化经方屡起沉疴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以擅用经方治疗内、妇、儿科疾病为特点，用药精炼，效如桴鼓。

然而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医经方，究竟疗效如何，“古方能否治新病”？这些问题曾一度引发行业内外的讨论。

身为“掌门人”的王庆国很自信，“我可以说是经方的受益人。”

原来，从油田起就困扰王庆国的严重胃病，一直到他上北中医都没好，直到刘老要带他去外地讲学，“犯了难”的王庆国才跟老师说了实话。

“怎么不早说”，了解原因后，刘老当下开出了方子。“第一次吃完就感觉胃特别舒服，很温暖，吃了7天，胃基本就没有胀痛的‘存在感’了。”王庆国记忆很深，老师开的是经方――柴胡桂枝干姜汤，在那个年代，这个方子只有两毛钱左右。

化裁于《伤寒论》中柴胡桂枝汤，或许正是仲景所“偏爱”的方子。

“张仲景290多个方子中，只给它的两个方子命了名，一个是小柴胡汤，一个就是桂枝汤，合起来就是柴胡桂枝汤。”王庆国介绍说，它可以调脾胃、调肝胆、调水道，是万能调和方。

在临床上，王庆国也经常开给他的患者使用，遇到病人问他，喝药多久能好，“一般三天”，王庆国回答说。长期深厚的临床积淀，让他相信，柴胡桂枝汤不断加减变化后所能演绎的实力。

“经方有无穷幻化的魅力”，王庆国介绍，他以简单的小柴胡汤为例，在原方上通过各种方式加减，理论上最多可达7的7次方多种变化。

因为善于调配经方，也让王庆国可以“知守善变，诊治广泛，不拘一病一科”，临床治疗范围十分广泛。

一次，用经方治好76岁赵阿姨的扩张性心肌病，让他在大名鼎鼎的以治疗心脏病为主的北京西医三甲医院都有了名气。

他还记得，赵阿姨找到他时，短短20米的路都要坐轮椅，通过望闻问切，王庆国开出了苓桂术甘汤、真武汤、防己黄芪汤，以及干祖望先生的三仙汤等多个经方合剂，妙手回春，仅仅14天，赵阿姨已经可以走路来复诊了，四个半月，赵阿姨可以独自爬上5楼。

“那时我在床上都要‘活不起’了，现在竟然有力气和老伴吵架了。” 她无不感激地告诉王庆国。

“阿姨，因为你快好了。”王庆国笑着说。

这样的故事，经常在王庆国的诊室发生，但为发扬光大以经方为特色的“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王庆国心里知道，自己还要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躬身科研揭秘千古名方为彻底说清楚，讲明白经方的疗效，从1984年起，王庆国开始着手阐释经方的作用机制和配伍规律。

经过30余年努力，2010年，由王庆国带头的《经方现代应用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思路探讨》取得可喜成绩，项目荣获201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经方配伍规律研究是诠释经方现代临床应用科学内涵的关键环节之一。”王庆国说。

在深入研究中，项目组发现，经方是由一个个的小方构成，就像是盖房子所用的“砖块”一样，它们将其命名为方元，即构成经方的有规律可循的最小方剂单元。

随即，王庆国带领着项目组总结提出56个具有代表性经方方元，如当归和芍药、茯苓和桂枝、桃仁和大黄等等，这些药物天然组合在一起，便能产生神奇的化合“反应”。

项目组提炼出的“组方变化，重在方元”规律，为经方依法化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让经方现代应用化裁更灵活、加减更规范、适用更广泛。

“用现代方法阐释古代经方的科学内涵，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王庆国说，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医家，都是由于创新了学术而为后世所称道。

而在平时，每每化用经方之时，王庆国无不感念刘渡舟先生对《伤寒论》理论的提升和应用的发展。身处当下，致力于从全新的角度解析经方作用的物质基础，是他对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躬身实践。

一剂“半夏泻心汤”是王庆国平日最常用一张经方，也被他誉为“千古脾胃第一方”。

“一个好中医，只要学好了半夏泻心汤，就能治疗一半以上的脾胃病患者。”为揭开千古经方的神秘面纱，王庆国带头对其进行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该方能杀灭幽门螺杆菌，可用于各类胃炎的治疗，在相关的癌前病变及癌症治疗过程中也疗效确切。

“古人不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只知道这个方子好”，王庆国说，我们现在很多方子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科研让中医瑰宝光芒重现。

几十年间，王庆国的科研成果已然硕果累累，他主持多项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使诸多难解的理论问题得以澄清，学宗仲景的他，增光岐黄更璀璨。

培植桃李誉满天下

在王庆国的办公室里，有一尊刘老的铜像，铜像的背后是四副联：胆欲大，心欲细；行欲方，智欲圆；遵所闻，行所知；守有度，节有礼。

这是刘老当年留给他的24字，也是他多年来的行为准则，践行着对恩师精神的传承。

除了名医、科学家，王庆国还是老师，也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三尺讲台上的他，老派而又新潮，总能将深邃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很受学生们喜欢。

由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伤寒论》课程，已逐步建设成为国内同行业一流、具有自己教学特色并具备示范作用和辐射能量的精品课程，将经典的光芒照进现代中医教学的课堂。

“老师，想当个好中医是不是熟背经方就可以？”

“多诊识病，屡用‘达药’，书本上的东西背得再熟再多，如果不经实践检验，不能在实践中反复研习成为自己的本领，也终究是知识而不是技能。”王庆国回答道。

“拜求名师，精研经典，躬耕诊病，勤求博采，总结提高”是王庆国送给年轻人的“五步”成长法则。

“王老师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讲台下，年轻的脸庞上，洋溢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认真聆听教导，感沐大师风范，一如曾经年轻的王庆国跟随刘老一样。

一代一代，桃李天下，满园芬芳。

如今，王庆国教授经常在全国仲景学术年会、经方临床应用培训班上为同行剖析经意、释难解惑、传授经验，此外，他还受邀在多家电视台及新媒体平台上讲授中医科普知识，深受观众的好评。

“学一等人忠臣孝子，作两般事诊病读书”，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的人生侧记。

如一缕清风，纯粹而不简单，平凡而又不凡，因为，他传仲景之术，践岐黄之道，展大医精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