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现场,江平接受胡德平颁授致敬杯。上台时,江平不慎踉跄,但随即雄赳赳气昂昂站在台上,正合“世事沧桑心事定”一句王轶庶/摄

致敬词：江平以其学术贡献和不懈努力参与宪法的修订，参与民法、行政法的起草，成为法治中国的重要建设者。为中国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石。他的法学贡献成为中国梦最基本的保证，他本人也成为中国梦的绝佳象征。

江平的话：

像我80岁的人来说，还是很乐观的。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在法治理念方面，我觉得总的来说，是一致的。美国法治天下的梦，就是法治的理念写进宪法，二百多年都一直保持下来了。中国也有宪法，但是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呢？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天下就包含了这个共同的理想。

□江平口述□记者赵凌采访整理

最初想当记者

“听了这个报告之后，确实是大吃一惊：原来苏联还有这么黑暗和专制的情况。”

我最初的想法是当个记者，因为我觉得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有很多的独立性，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为民请命。记者的工作也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后来我就报考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当时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是最好的。

解放那一年，我19岁，读了两年书后，到了北京团市委工作。没过多久，国家决定派人去苏联学习，机关就选上我了，能第一批留苏，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的。从留苏的专业来看，也有新闻，但当时的学习，完全是按照国家的需要，我被安排学了法律。所以说，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选择的职业，毕竟有些枯燥无味， 不像新闻那么自由奔放。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国家派我去学，我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的。

对我们来说，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就是我们中国明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苏联学习所看到的，主要还是一些正面的信息。对我来说， 思想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这个秘密报告在留学生中间公开传播。我听了这个报告之后，确实是大吃一惊：原来苏联还有这么黑暗和专制的情况。我从高中时追求的就是民主，就是自由，我们推翻蒋介石的政权，也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权太腐败，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听了这个报告后我就觉得，和自 己所追求的理想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这么一个专制的、带有家长式的、带有个人独裁的社会，那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个思想开 始在我脑子里发芽。

五年的学习结束时，我拿到了莫斯科大学的全优毕业证。那段时间应该是很幸福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女同学，比我低一届，在苏联不能结婚，后来回国结的婚。1956年我回国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政法学院，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后来一辈子就在这儿了。

1957年，人生巨变

“当时感觉整个世界全变了，人生也变了。刺激非常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我意气风发地回来，却抢到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候我刚从苏联回来，对国内的政治情况不很了解。开始大鸣大放时，组织上希望大家 尽量敞开。领导还特别希望我们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帮助党来搞整风。我当时很积极，带头起草了一张二十人联署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认为是暴露了我的 民主自由的思想。当时给我定了两大罪状：一个是二十人大字报，还有就是攻击社会主义。

1957年的反右，给我的打击很大，对我一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我突然从原来人民的内部，变成了人民的外部，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至今回想起来，人生中 最刻骨铭心的就是被划为右派的那一刻。我的妻子迫于政治的压力和我离了婚，我们之前的感情很好。没有多久，我在郊区劳动，抬钢管过铁路的时候，可能是太累 了，没有听到火车过来的声音，整个人被卷到火车底下。所幸，活了下来，但是一条腿没了，我现在一条腿装的是假肢。

我当时感觉整个世界全变了，人生也变了。刺激非常大。但是在当时，右派这个问题，在高等学校是很普遍的，像我们学校，恐怕占到10%左右了。同样遭遇的人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忍受的，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当时腿断了以后，住医院的时候，我还是积极分子，我还给那些年轻的小孩，腿断了的，做思 想工作。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断了腿后我就开始教书，1963年教俄语。紧接着“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我们就地分配。当地不欢迎我们，要我们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就找到了延庆中学当老师，在这里一直呆到1979年。1967年，我37岁，第二次组织了家庭，是别人介绍的，她父亲也是右派，算是同病相怜。

从1957年到1979年，这22年，实际真正做教学大概只有七年。“文革”十年没有事可干，帮人家抄大字报，搞这些活动，变成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这是个很苦闷的年代，知识分子不能看书，没有什么自己的专业来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带了许多书，这些书都是辛辛苦苦从吃饭的钱里面省下来的，希望回来 后能用上。但是到了“文革”后期，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奢望，把绝大多数书都当废纸卖掉了。

为私权理念呐喊

“私权就是私人财产、私人权利和私人企业，在中国提倡私权保护，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学院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急需人才，我一下有了用武之地，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自己终于被派上用场了，我当时特别高兴。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对民法感兴趣呢？主要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对私权历来不重视。我所理解的私权，就是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 在中国提倡私权保护，是刻不容缓的责任。我们过去也是只讲公权，只讲刑法，封建社会也是只讲刑法。所以民事的问题，无人过问，或者不屑过问，觉得是个婆婆 妈妈的事情，恰恰在这些婆婆妈妈事情的后面，体现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所以民法就是私权。建国以后，对于私权的法律，始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虽然也提到搞 民法典，但是三起三落，最后还是没有搞一个像样的民法典。第一部真正具有法典意义的就是民法通则，我作为主要的起草者参与了。民法通则像外国学者说的，是 中国的民事权利的宣言。这个法律，肯定了中国的老百姓应该享有哪些私权。

在私权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就是前两年通过的物权法，因为物权法是涉及到私权争论的一个焦点。北大巩献田教授提出来，说物权法的原则是违宪的。这背后 的争论说透了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作为私权在市场经济上的地位，一个是私权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因为意识形态是要消灭私有制，那私的东西和公的东西， 怎么能够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来定它的位呢，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而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市场经济所有的主体的权利，都应该是一样的，平等的，不 能够说公有制就优先于私有制。

法治在中国的前途

“中国要实现法治天下的梦，和美国已经实现的法治天下的梦，大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拿现在的情况和30年前来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30年前真是无法无天，所以像我80岁的人来说，还是很乐观的。

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当然这比较复杂。中国现在的情况，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