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

税收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去除财政幻觉

                     李炜光：我主张财权和事权高度契合

记者：赵玮成

记者:这些年来，公共预算改革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那预算到底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炜光:预算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政府财政收支的一个表。这张表他反映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活动的开支，但政府不是公司，不是物质生产部门，他不创造财富，所以政府的所有支出都出自税收，这就涉及到许多问题：谁承担你支出的成本？这些支出运用的资源谁受益？这些受益人之间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算？这些事超出了这张表格本身的意义，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预算的影响特别深远。   

过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预算，即使有收支表的形式，那也是充满统治阶层的意志的，纳税人没有发言权，于是这一部分财政的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往往违背纳税人的意愿，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体制的扭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转型的中国社会中，预算就成了一张比较敏感的表格。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实际上是在和政府签订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契约，就是我把钱交给你，但是你要善待我，让我活得有尊严，那我就愿意交税了，逃税这种现象能够得到遏制。财政预算、税收都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反映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民主政治和传统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是大家普遍认可是人民养活了政府，每一分钱都是来源于人民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不存在财政幻觉财政。税收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去除财政幻觉（政府出钱支付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来养活百姓）。

记者：政府在应对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的现状如何？又该如何做呢？

李炜光:首先，政府必须做到预算安排过程的公开，下一步就是期待公民社会的成熟，当公民不再满足于你给我一个账单，而是更积极地参与到你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去，这就实现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所以财政预算本身超出了一个工具、技术的层面，而转变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的问题。要搞好预算需要政府采取更民主的手法听取民意，满足公众参与到预算编制过程中来的欲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

相比于纳税人权力意识的觉醒，中国政府有些公务员的观念落后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这种观念的转变不可操之过急。但我发现上海是一个纳税人权力觉醒的比较普遍的城市，如果要我说中国哪个城市离公民社会最近？上海超过广州排在第一位。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监督预算，才能让纳税人的权力得到最大的保障？

李炜光:监督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就是政府自己监督自己。例如我们常听到的审计风暴，即审计署每年对各个部委有选择性地进行审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审计一般都是事后监督。第二种叫做外部监督，也就是所谓的外部的正式控制。这就好比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着人民来对政府的这个花钱过程进行监督、决策，决定。要尽量地发挥人民代表监督和控制的作用，一部份人大代表可能慢慢考虑要专职化，人大内部成立专业委员会聘请专家来进行日常的监督，这些事得慢慢推进，推进时间长了以后，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和预算的日常运作渐渐融合才能达到一体。民主、宪政、法制，这些都需要靠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运用代议制的形式把意见反映上去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有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记者:在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上，您认为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哪些主要问题？

李炜光: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向上走的，越到下级越没钱。我赞成基层政府要比中央政府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