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楚辞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言志抒情诗，第二类为祭歌，第三类为有关宇宙天体、神话传说的诗。第一类诗居多。第二类诗也不排除抒情。《离》是一篇政治抒情诗，屈原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这首诗里都打上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的烙印。言志、抒情、述志、咏怀融为一体。宋玉的《九辩》也是一篇政治抒情诗。在这首诗里作者抒发了他的所谓“坎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愤慨。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大开拓。它的抒情，没有采取直抒胸臆方式，而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情景交融的手法，制造出一种气氛，创造出一种意境，从而抒发自己的感情，展示自己的情怀。鲁迅说，宋玉的《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与这种抒情内容相适应，楚辞多使用比兴手法。楚辞作家不仅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楚辞作品中的比兴，不像《诗经》那样简单的以物比物，或触物起兴，而是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和理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使物具有象征意义，使情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李凡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虽然是“风并举”，但毕竟楚辞在《诗经》之后出现，所以必然会受其影响。这里可以引出这道题目：“试分析楚辞对《诗经》的继承与发展”，大家可以试着思考一下）王逸指出：屈原的作品“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序》）这样就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触物起兴，而是一种象征，是一种寄托或寄寓。这种比兴手法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开了先声。

【援引事例】就比如屈原的《离》。在《离》中，诗人不避繁复地来描绘以芳草香花为服饰的繁茂鲜艳、馨香美丽：“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掔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这种描写所表现的是一种繁富、艳丽、强烈的感官美。屈原在其创作中所抒发的那种强烈的生命情感、包含着诗人对人生世界和理想人格的理解，富于深刻的理性内容（李凡说：在考查中，适当引用一些原文和论点，一方面可以增强我们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展示自己的积累，大家在论述题作答时，尤其要注意这一方面）。

【汉赋】汉赋从类别上说，大体分为言情、说理、叙事、咏物四类。言情、说理的赋较少，叙事、咏物的赋较多。叙事、咏物的赋多是大赋，篇幅长。咏物的赋是小赋，篇幅短。从题材内容说，汉赋多以京都、宫殿、林苑、畋猎为描写对象。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描写宫庭生活的，枚乘的《七发》是写楚太子问疾的。它们都属于叙事的大赋。汉赋无论是写人，还是状物，都能做到“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文心雕龙·诠赋》）写人，从外形到内心，从静态到动态，形象真实。状物，由豪华的宫殿到清新的自然景物，细致入微。当然，任何文学作品都没有单纯的叙事写物的，汉赋也是如此。汉赋不管在宏观上粗略勾勒江山风貌，叙述社会重大事件，还是在微观上工笔描摹一梁一柱，抒写个人的点滴感受，或明或隐，都有作者感情的寄托。这个寄托就是歌颂或者讽劝，是作品的主题。（李凡说：这就是扬雄所说的“劝百讽一”）

而与这样的内容相适应，汉赋多采用铺陈和夸张的手法。赋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来描写京都的兴盛。宫殿的宏伟、物产的丰饶、山川的壮丽、狩猎的气派，以及歌舞百戏、宴饮美女，举凡统治阶级的一切物质享乐，大抵都涌入了赋家的笔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欣赏、玩味乃至陶醉于自己所描写的一切，并且竭力渲染、夸张，以期达到足以令人艳羡、惊异的艺术效果。

【援引事例】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以客主问答形式叙事写物的结构方式，虚构了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三位人物，讲叙齐、楚诸侯与天子畋猎的盛况，极写天子上林苑的声势浩大，用诉诸人之感官的铺陈和渲染，“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展示汉大赋的夸饰、“巨丽”和“丽靡”之美，形成以华辞丽藻悦目赏心的语言艺术。

二、楚辞与汉赋除了在艺术风格上有区分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一点是刘熙载的这一观点中没有包含的。具体来看，楚辞和汉赋还有以下区别：

（一）楚辞多数是五、六言，而汉赋除了四言、六言之外，还有多种句式交错运用的形式。

楚辞除个别作品如《橘颂》《天问》四言外，多数作品是五言、六言的。如《离》《九章》基本上是六言体，《九歌》以五言为主，《招魂》如果去掉“些”字，即是七言体，宋玉的《九辩》基本上是六言。这种句法参差、长短不齐的诗体，人们称之为“楚辞体”，也叫“体”。

在汉赋中，有继承了诗形式的四言、六言赋体，同时又出现了多种句式交错运用的形式。这种创构的功绩首归于枚乘，其《七发》能够根据叙述和描写的不同需要而采用不同的句式，韵散结合，极富文采。

（二）楚辞对话形式中两种观点相互对立，未达到一致；而汉赋对话则具有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

楚辞常常使用对话，《离》中有大量的对话形式，作为现存的最早的对话体赋作，《卜居》《渔父》整篇采用对话体。但是，先秦的对答体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即叙述者和他者各自具有自己的观点，两种观点相互对立，正的观点并没有最后说服反的观点。以《渔父》为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自认为正方，而将渔父作为反方。尽管渔父试图说服屈原，但是他们各自具有既定的思维逻辑，并没有达到一致。

而汉赋的虚拟性对话结构则不是如此。叙述者和他者之间具有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即通过正反两方的比较使所有的反者都必须按照正者的意图和逻辑来思维，最后达到说服的效果，这体现了汉代赋家的创造。这种情况在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难蜀父老》，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答客难》，扬雄的《长杨赋》《逐贫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楚辞中的人处于被自然景物压迫的一方，而汉赋中的自然景物则体现出人对自然的征服

楚辞中的自然景物表现出了一定的不依附于人、不亲和于人的独立性，如《涉江》《山鬼》《招魂》等篇中对自然景观的描写都表现出了与人的对立，是自然力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暗示人的被压抑和被压迫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如《涉江》《招魂》等篇中的自然景观表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这种不和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屈原等人的落脚点在于表达主体意识的忠君爱国上，于是才产生了对外部深山景物的特定的对立的观照态度。

而汉赋作家则只是将自然景物置于客观地位，它的阴阳变化、消长荣衰都与冷静旁观的观照者的喜怒哀乐无关。《七发》中的龙门之桐的成长环境惨烈奇特，我们却丝毫感受不到自然对人的压抑，而只是把它作为自然物在造化变迁中的一番奇特的经历而已。而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赋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是大汉作家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心态和人格精神的展现。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赋作家积极有效地接受了楚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的表现技巧，而对外在表现技巧的接受也是为了表达特定的精神。而且，这种接受又与创新紧密相连，接受是基础，创新是目的（李凡说：不光是汉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这个样子，继承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创新）。

【参考文献】

郑明璋：《论汉赋对楚辞的接受与创新》

孙元璋：《从楚辞的比兴到汉赋的铺陈——简述汉赋审美特征的源流》

雷庆翼：《试论“汉赋”和“楚辞”的关系》

罗昌奎：《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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