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4年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以来，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14个省份。新高考的制度结构为“两依据一参考”,改革的核心理念为增加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和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物理选考遇冷”等改革难点的出现。通过剖析影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发现，我国当前的教育形势、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都有利于持续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为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增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统一高考与高中学考以及选考科目之间的协同性；激励高校和学生发挥选择自主权，加强科目组合、评价标准、选择顺序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提高学生和高校相互选择的契合性；重点加强省级考试机构的专业化建设，提高考试招生治理能力，推进新高考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功能逐步成型成熟。

关键词：新高考;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选择性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在上海和浙江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以来，沪浙两地积极探索构建新高考制度，在考试结构、科目组成、成绩处理以及教育教学模式转变等方面进行了创新研究和实践，虽然也遇到一些风波和争议，但能够比较及时地进行调整，使改革进程总体上风险可控、实施平稳。当前，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入新高考制度改革的省份逐步增多，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高考综合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包括人们认知和视角的差异，对于新高考制度中的一些改革举措可能还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因此，有必要对高考改革的现状和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明晰新高考制度变迁的发展路径。

一、新高考制度的改革现状

2017年，上海和浙江首次通过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录取新生，根据试点情况，教育部制定了本科专业招生选考科目指引，沪浙两地出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若干措施。同年，试点扩大到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4省市，将于2020年落地实施;2018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开始高考综合改革，2021年将服务于高校招生。根据《实施意见》的规划，新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已经出台的14省市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和实施细则都体现了新制度改革的宗旨。

(一)新高考的制度结构

高考综合改革的最大亮点是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考”)有关科目成绩计入普通高校招生总成绩，从而改变传统的以全国统一高考(以下简称“统考”)成绩为主要录取依据的招生模式。学考(会考)以前主要用于评价学生是否达到国家高中课程学业标准，只有学考合格之后才有资格参加高考，学考与统考是先后串行的关系，学考一般不计入高考成绩。改革之后，学考定位于主要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增加考试成绩的升学功能，部分科目供高校和学生选择计入招生总成绩(以下简称“选考”)。于是，选考与统考转变为并行等效的关系，共同作为制度框架的两根支柱，再辅之以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构建起以“两依据一参考”为主要特征的新高考制度结构体系。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这种将已有的制度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制度创新称作“制度重组”，有利于制度通过路径依赖的方式进行演化，新构建的制度也易于被社会广泛接受。

新高考制度在考试管理上，统考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实施;选考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在省域范围内统一组织实施。在考试科目组成上，统考包括语文、数学和外语3科，全国统一考试标准，采用原始分报告成绩，每科满分150分;选考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科(浙江增加技术科)，各省制定考试标准及分数转换规则。在选考模式上，北京、上海等前两批试点省市采取“3+3”模式，3科选考科目地位平等，考试结果形式相同，都是按照等级赋分后计入总分(海南采用标准分);广东等第三批改革省市为“3+1+2”模式，其中，“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物理、历史中选择一科考试，以原始分计入总分;“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考试，成绩按照等级赋分计入总分。在命题管理上，统考科目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或由教育部授权省市命题;选考科目由各省市自主命题。在考试分类上，新高考不再按照文理分科，而是在统考科目必考的基础上，由学生根据个人需要按照有关规则选择不同选考科目组合报考。总之，新高考的制度结构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基础性与学科性相融通的特点。

(二)新高考的价值理念

高考作为联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要枢纽，对于基础教育的反拨与导向作用远远大于对于高等教育的生源选拔作用。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规则和变迁方向是由主要的谈判力量决定的。高考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