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文科博士是如何诞生的？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这一批人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在恢复高考时，那时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博士生具有怎么样的特点？坐“冷板凳”的学术生产又应该如何影响社会？

《开山大师兄》是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的口述史，它把他们的学术生涯、求学研究都记录、还原出来。1月12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开山大师兄》在南京首发。主持人王世岳、此书的编著者许金晶和孙海彦，与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莫砺锋教授聊了聊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的求学之路、当下学术生产体系的问题和专业学术研究与知识普及之间的张力。

“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这完全是一个巧合”

“我们现在70岁上下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开山大师兄’，这可能跟现代中国所走过的坎坷路程有关。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直都很坎坷。学位制是从西方发源的，民国政府在大概1933年、1934年前后，就已经制定了《学位法》，准备开展学位教育。假如后来没有日本侵华，说不定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莫砺锋认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是因为中国坎坷的近代历史。

在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一边倒”学习苏联。所以在50年代，莫砺锋的老师周勋初那一辈人读的研究生叫副博士学位。后来因为中苏交恶，周先生也没有拿到这个学位。学位教育就一直延迟下来了。

《开山大师兄》，作者: 许金晶、孙海彦，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所以，在莫砺锋开始读博士的时候，他和导师都不清楚博士论文要写到什么样的水平。他的导师就查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博士论文。“台湾大学第一个文学博士是在1960年，罗锦堂获得的。他的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叫《元杂剧本事考》。他应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大陆本来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文学博士的，可惜当时的形势很不正常，这些东西都没人提。到了文革，大学干脆都不招生了，停办了，一切都谈不上了。”

“所以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生产中国大陆的第一批博士，这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本来应该是比我们年长10多岁的人成为第一批博士的。” 莫砺锋说。

在莫砺锋那一届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他的校长匡亚明致辞说，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学位制度，并希望你们成为第一批硕士和博士。莫砺锋回忆道：“当时我们在下面听了懵懵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过了几年，我真的成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被匡校长说中了，这完全是一种巧合。”

这件事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莫砺锋认为它标志着中国教育制度走上正轨。在莫砺锋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大老粗”才是光荣的，“那时候的博士，都是洋博士，从海外归来的。这是一个罪名，谁敢说自己是博士啊？”

“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

莫砺锋出生于1949年，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他都碰到过。他上小学时曾去抓麻雀“除四害”，也被动员去炼过钢铁。在1966年，他毕业于苏州中学

（那时候叫苏州高级中学）

莫砺锋曾下乡当过十年知青。他下乡时还带着教科书想自学。但是他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指点，也没有参考资料。所以在他下乡的第三年，他把所有的理科图书都卖掉了，只剩下一些文科的书。

“我之所以现在在大学里面成为一名老师，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没轮上招工……我高中有几个同班同学，他们比较早招工。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早就结婚，有两三个孩子了，就不想考了。” 莫砺锋觉得，若是招工成家早一点的话，他的命运也许跟他的同学相似。

在当时，莫砺锋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也没有前途，连赤脚医生也当不上，也使得生产队里的“小芳”都看不上他。等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想离开农村，就去高考了，糊里糊涂考到外语系。“假如再晚个五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不考了。”因此，他特别感谢武大化学系的查全性院士，“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当年邓小平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首先提议恢复高考的人。本来还要晚一点的，他提议马上恢复高考，邓小平听了当场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了。”

莫砺锋教授

在1979年，莫砺锋在安徽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读到大二上学期，他为了想把每个月18块的助学金变成35块，就提前考研了。他当时准备考南京大学外语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查资料，南京大学的英美语言文学的考试科目有第二外语，他没法考。“我想，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我要去考研了，要是名都没报上就打退堂鼓，就太丢人了。所以我就翻阅南大的招生目录，看看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考。一翻翻到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程千帆先生招唐宋文学方面的研究生。我想，我当知青的时候，唐宋文学的作品倒是读了不少，是不是可以报这个。后来一考就考上，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了。”

因为教育过程不连续，基础不好，莫砺锋认为，他们这些“开山大师兄”的学术水平远逊于他们的导师那一辈，“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不了大师，因为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而且很多人是改变方向的，学的是非你所长的东西。我们只是作为教育制度恢复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恰逢其时而已。”

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是不行的

在《开山大师兄》的推荐序里，陈洪捷教授对书里面的十位第一批文科博士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是基础不好，他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第二是年龄偏大，有的博士在进入到博士学习后已经四五十岁了，明显已经过了学习的黄金时间；第三是外语水平不高，这十位博士里，除了莫砺锋是学英文出身，其他人外语水平可能都比较弱，也很难接触到第一手的外国资料；第四是当时的培养制度非常不完善，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为了一个博士，博士生导师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培养方法；第五是他们的选题都非常的宽泛，比如说教育人类学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莫砺锋认为这些概括大部分是对的。他考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他的导师程千帆一无所知。他到南京大学之后，程千帆就跟他说，基础实在太差，中文系的课一天也没上过。所以，他读研究生的经历是很苦的。在莫砺锋读博的时候，还没有副导师制度，程先生就请了三个教授当他的助手，四个导师管他一个博士生。此外，年龄偏大这一条莫砺锋也赞同，在1977年高考的时候他已经29周岁了，但他在 1984年10月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

莫砺锋的导师程千帆教授

因为当时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莫砺锋一位博士生，所以他们就没有上课，传授知识就是到老师家里聊天。莫砺锋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很像西方大学里的研讨班。学生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疑难，就拿出来跟导师讨论。现在的博士生教育都规范化体系化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个性的。而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研究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们需要有学术个性……可能最好的师生传授方式是一对一，有点像以前的老艺人培养学徒那样……开一系列的学位课程、读一系列的教科书，结果反而不理想。” 莫砺锋觉得，如果说他对他的博士生有所帮助的话，主要方式就是每两周一次的聊天，而不是开课。

“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

莫砺锋认为，有些比较成功的学者不太愿意花太多时间做普及工作，因为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而他与《百家讲坛》的缘分，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当时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办想稍微宣传一下，就主动请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来南京大学录节目，莫砺锋被选上了。

当时莫砺锋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学术的，题目是“杜甫的文化意义”，听的人主要是文学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过了几年，《百家讲坛》又跟他联络，要他去讲唐诗，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他觉得电视节目上讲故事效果才好，讲唐诗肯定不好。不过编导说先不管收视率如何，就想请他讲唐诗，他就只好勉强接受了。节目走红之后，莫砺锋根据现场录音对所讲的内容进行整理，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

莫砺锋感慨道，“以前我们千辛万苦写的学术著作，印个5000册就不得了了，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因为没人看……但是那本书出来以后，一印就印了10万册。还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天南海北的。当然也有人来跟我商榷，特别是我普通话不好，听众说你发音不对。当然也有很多人肯定我讲的内容，说听了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学术工作也可以走向社会，也许这样更有意义。”

从那时起，莫砺锋在普及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经常去各地图书馆和其他高校做讲座。“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本身是必须要钻故纸堆，坐象牙塔的。这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性的工作，只能由少数人在学术圈子里进行研究。但是如果追问一句，你们的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终极价值在哪里？比如我们写了一千篇论文来论证唐诗怎么好、宋词怎么好，假如丝毫没有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么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哪里？”

莫砺锋认为他年龄大了，现在南京大学也不对他进行工作量的考核了，他可以放心地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最终还需要把你的研究成果普及化，推向全社会，让大家都了解你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有什么价值。”

作者：徐悦东

编辑：风小杨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