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资源”研究，中西方均有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研究轨迹和相似的研究主题：从早期概念界定与类型研究，中期开发与管理实践研究，近期新兴理论领域（如“旅游吸引物”法律属性 [60-61] ，“旅游吸引物”知识转移与创新 [62] ）和GIS、网络分析、多变量分析等新技术手段 [63-65] 的探索。其中，争论较多、较为持久的当属边界与内涵的讨论。西方近年来“旅游吸引物”类型之讨论实建基于边界与范畴思考，本质上仍然是边界与内涵讨论。国内亦然，并突出地表现为“旅游资源”概念特别是对“旅游资源”与“旅游吸引物”关系的争论。

张凌云把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概括为“旅游资源”等于“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是“旅游吸引物”与旅游产品的交集、“旅游资源”是“旅游吸引物”与旅游产品的并集3 类观点 [66] （前两者居多，张凌云本人就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引发激烈讨论。厉新建等借助“（未开发的）海景到底是旅游吸引物还是旅游资源呢？”的设问，质疑传统“旅游资源”定义与标准，并反思“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资源”的关系问题 [39] 。邵祎否认西方“旅游吸引物”是国内“旅游资源”概念，认为“旅游吸引物”已进入市场，范畴上属于产品，而“旅游资源”更偏重于未进入市场的事物；故“旅游资源”是“旅游吸引物”的前状态，并建议使用“旅游吸引物资源”名称 [40] 。张勇认为3类观点均不正确，因为“旅游吸引物比旅游资源外延要广”“不是所有的旅游资源都会产生经济效益并成为旅游产品的”“把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业资源，无限地扩大了旅游资源的范畴” [44] 。彭德成则认为旅游资源是个动态概念，从学科角度还未形成一个广为接受的定论 [67] 。就两者关系看，国内“旅游资源”研究大致形成传统与新兴研究之分野：前者多视“旅游资源”与“旅游吸引物”为共同的旅游对象；后者则赋予“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