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还光是这时从上海、苏南、浙北地区运粮成本的选择，而这个储备粮原本收购后，向该地区粮库输送和存储的费用并未考虑。历史上日本入侵后，我国从北到南，当时主要产粮大区全部丢失，湖广地区也只剩湖北还掌握着一部分，就这还要节余点粮食出来向大西南后方运送，唯一稳定的，就剩个成都平原，借先秦祖宗余荫开发出来的天府之国，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整个抗战期间为前方输送了百分之二十的兵员，百分之五十的钱粮！

说到这里，必须向四川致敬，抗日中牺牲的烈士里，每五个就有一个四川人，而川军被俘人数则是各省地方军队最少的，不及中国军队总被俘人数百分之一，川军自己阵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出川六名中将，牺牲四位，第一批出川的四百多团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

这说明两件事，一个是有稳定的后方，理顺生产关系，即使在没有化肥的年代里，土地产出也是相当惊人的，另一个是天塌下来也不能放松就地生产，外地征集调集粮食，都是救急不救穷的事，有时候连急都救不了，人不倒锄不停，战乱中，坚持种田的未必都活了下来，但活下来的，肯定是坚持种田的！

储备粮在正常社会经济当中，并非特别为战争准备，主要是起到调节粮价峰谷，稳定种粮积极性，对战争及各类灾害，所起的应急作用，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巨大，因为正常社会体系当中，市场本身流通渠道里就有针对相应市场的储备，居民家中也会有日常短期储备，一但战争空气紧张，这种民间储备也会相应增加，所以从古到今，再怎么战乱，粮食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都集中在粮食的流通上，这一点我们用当时中国举例说服力不够的话，那么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日本在中国战场长时间占据战略优势，几大主要产粮区都在日军占领之下，包括在当时开发的颇为成功的东北伪满洲国，历来是我国稻米大产区的长江中下游以及两湖占了大半，我们靠个四川，还自己解决大部分粮食问题，他把更好的地方占了，却搞出来个“就地征粮”一下子搞的连自己骗自己的合法性都丢了，难道是真的缺粮？东北不缺，华北不缺，华中也不缺，但是要送到部队手里，就要挤占别的资源，起码在当时的日本大本营看来，不如让部队自己就地征粮合算……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和之后的粮食紧张是怎么造成的呢？重要原因就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一味扩军，导致“与民争粮”，汤司令把自己的基本部队从一个集团军（第31集团军）扩充到四个集团军，总共约40万人，再加上第一战区其它派系的部队，以及第八战区（胡宗南的部队）和第五战区在河南境内的驻军，总兵力更是达到100万之众，这还没有计算侵占河南部分地区的日本侵略军。

看看这一数据，就应该知道，河南的粮食怎么可能够？

粮食是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物资，战时一般由国家统一控制和调拨，吃不饱饭的军队肯定是没有办法作战的，而军队又是完全脱产的庞大粮食消耗群体，因此在抗战时期只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军粮问题，一是在驻扎区域就地征收，二是通过粮食产区的交易和流通，三是从国外进口或得到援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的主要粮食产区迅速沦陷，粮食供给出现严重失衡，粮食已经非常紧缺，部队的口粮标准一再下调，从抗战前的每天三顿饭改为二顿，还不能保证每顿都吃饱。抗战相持阶段的主战场就是河南和湖南，湖南是鱼米之乡，所以薛岳第九战区的几十万大军尚可维持，甚至还可以结余一部分转运西南大后方，所以湖南的坚守对于抗战的大局，意义非常重大。

1943年日军发动常德攻略战，主要就是摧毁这个粮秣重镇，破坏重庆政府的战时粮食供应。而河南的粮食生产比较低，主要靠天吃饭，一旦出现“水旱煌”灾，粮食产量就会锐减。比如1942年河南大旱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尽管重庆政府决定当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一石约120斤），但仍然大大超出了河南民众的承受能力。

结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等人最终征收了285万石（约3.4亿斤），如此横征暴敛终于让危机在1943年春天爆发，河南粮价暴涨，耗尽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逃荒或死亡。

侵华日军自然清楚粮食的重要性，所以对河南地区进行了严密的物资贸易封锁，此时中条山防区已经全部沦陷，黄河以北都是日占区，黄河自然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封锁线；而豫南自信阳到武汉地区被华中日军所占，豫东地区也被日军华北方面军所控制，河南等于三面被封锁，粮食等重要物资根本无法运进来。日军同时严禁灾民流向日占区，百姓唯一有活路的只有经豫西逃往陕西，这就是大批灾民西逃的原因。

河南大灾爆发的时期，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面积，即河南全省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则控制着其余68个县，军队驻扎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另外还有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如此混乱的战场局面不仅使得粮食大幅减产，粮食流通也至为困难。

抗战期间从海外渠道获得的粮食数量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国民政府有限的外汇储备首先要用来购买更迫切需要的武器装备，一方面是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通道基本断绝，从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定《日苏中立条约》开始，北方已无外援通道，而华东、华南沿海全部被日军占领，甚至是大西南通过越南的出海口也被切断，唯一的输血管仅剩滇缅公路，其有限的运输能力只能保证优先保证进口军用物资，到1942年夏季中国远征军滇缅失败以后，这条通道也不复存在。

而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严密封锁和“三光政策”下更为困难，1940年以后各部粮食供应普遍不足，不得不以黑豆、麦麸等充饥，129师甚至发布命令：部队不得扒榆树皮吃，以免“与群众争食”，可见情况之严重。但是八路军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同时各部队能够开展大生产自救，比如359旅的南泥湾，这是国民党部队所做不到的。

总体而言，抗日战争毕竟是民族战争，中国军民还能够同仇敌忾共渡难关，重庆政府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的军粮供给政策，并对军粮供给机构、办法、渠道、标准进行了一些列调整，同时尽最大努力挖掘大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能力，在抗战中后期有了较显著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上升，总产量虽有起伏，大体上呈较明显的成长趋势。

以1939年国统区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水稻产量增长了54%，棉花产量增长了77%，麦产量增加幅度竟达11倍，基本还能够满足军队粮食需求，但是非战斗人员和百姓的日子要苦得多了。

解放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看过《北平无战事》的都应该记得，北平200万市民和几十万军队，竟然全部要依靠美援粮食度日，陈明仁坚守四平，却因为用大豆包垒工事落下个“糟蹋美援物资”的罪名而被撤职。

淮海战役解放区民众支前粮食却达2.2亿斤，鲜明的对比证实：国民党之败，首先是经济上的失败，尤其是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供给崩溃。

大家看电视经常有士兵到各村催粮的场景，这就是军队直接向老百姓征集粮饷，老百姓不敢不给啊！比较正规的是政府征税，发给军队军饷，军队拿钱买粮。军队大兵要多吃一口粮食，老百姓就得少吃一口，这个规律永远不变。因此，大兵拿着刀枪剑戟步枪手枪来催粮，老百姓想活命就必须交，否则小命立马玩完。

一些军队也会自己开垦种植，比如历史上诸葛亮兵出祁山，之前就要开荒种粮。红军时期，有打土豪筹款子的政策，并把它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在全军推广实行。对大土豪和地主的财产全部没收，对中等地主实行派款、罚款，对小地主和富农筹款、捐款，总之是区别对待。抗战时期的八路军359旅，南泥湾开荒种粮，减轻边区群众负担，被传为佳话。

所以，战争年代，一切都很残酷，还是珍惜和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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