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初创时期的探索为国内学者带来了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向,更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84年9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1985年《教育与经济》杂志的创刊,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全国性的协作组织和专属的交流平台,标志着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学者们在吸收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立足本土,打造中国教育经济学话语体系,并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学科性质、学科理论基础、学科研究范式及方法论等学科元问题的讨论。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此相随,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这不仅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而且成为新旧教育体制的分水岭。在经济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双重推动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如何适应或服务于变革后的社会经济成为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个时期,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有了更为长足的拓展,研究成果逐渐丰硕,研究旨趣更倾向于注重效率,研究主题也多与经济体制转型和教育体制改革相关联,尤其加强了对教育投资比例及使用效率、教育费附加、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教育产业与教育产业化、高等教育实行全面并轨后的教育收费与成本分担、教育资助等问题的研究。
值世纪更迭之际,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我国于1998年12月和1999年6月相继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两份文件均指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国民素质,并为21世纪的教育发展制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此后,我国教育规模快速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2年便已达到15%,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至2009年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更是达到了242%。“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系列如教育投资效益、教育成本、学校布局调整、教育均衡发展等问题亟待教育经济学研究者给予理论支撑、智力支持。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和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也逐渐丰富和繁荣起来,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也呈现出新气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科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视域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研究关注的焦点由宏观层面的教育经济问题开始向中微观层面延伸,实证研究范式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