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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天。日本福冈的博多湾海岸。习习海风中，已经三年没回过祖国的郭沫若一边听着张资平介绍国内文学界的情况，一边忍不住叹着气，“唉！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仁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那么，人呢？曾在预科同班的郁达夫、东大造兵科的成仿吾……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同仁的还是只有四个人，“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仁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见郭沫若《创造十年》)主张有了，张资平也赞成，接下来该去征求成仿吾与郁达夫的意见――这就是郭沫若所谓的创造社及其《创造》的“受胎期”，是一个将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高扬浪漫主义旗帜的文学社团及其刊物的生命之始。

然而，“十月怀胎”期满，渴盼已久的宁馨儿却不曾如期降临。大家都着急，最沉不住气的是成仿吾。在他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迫不及待的情绪溢于言表：“新文学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终于，天边出现了曙光。1921年2月，成仿吾得到消息：上海泰东图书局改组编辑所，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有人推荐成仿吾任文学科主任。好事啊！成仿吾感到梦想与现实只差一步之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牢牢抓住这上天的赐予！于是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学位，提前离校回国。郭沫若也立刻休了学，二人携手齐步登上了轮船。看着船头犁开万顷海水一路向前，他们“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所以不得不再经受一次好事多磨的失望：当他们兴冲冲抵达上海时，那把原本以为非成仿吾莫属的“文学科主任”交椅上已经坐上了别人。好在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是一个“充满着亢爽豪侠的燕赵之士”，那时虽然“正在穷困挣扎之中，深深地感到自己精力的衰颓，和书店经营的不得其法”(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但还是勉力接纳了他们，只是既没有发聘书，更没有发薪水。是因为安排两个人有困难吗？成仿吾想。于是主动离去，跑到长沙找了份工作糊口，把郭沫若一个人留在泰东伺机商谈创办文学杂志的事情。工作自然不会轻松，收获倒是颇为丰盈――赵南公到底接受了郭沫若的主张，答应出版纯文艺性的同仁杂志。

1921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一版上，赫然登出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末尾附带列举了“创造社同仁”名单：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一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文学社团，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诞生了。多半年过去之后，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的《编辑余谈》中，郭沫若对它做了这样的介绍：“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 同时，郭沫若告诉那些愿意加入创造社的朋友：只要是赞成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也不要甚么介绍，也不经甚么评议”，“优秀的作品”便是“超飞过时空之限的黄金翅儿”，便是与创造社“一块儿翱翔”的资格(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1922年3月15日，《创造》问世，因为担心稿件和编辑力量的不足而“暂出季刊”，约定待“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季刊共出6期，至1924年2月28日终刊。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轮流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该刊以创作为主，兼顾评论和译文，有创作、评论、杂录三大栏目。创刊号上登载的作品都是绝对重量级的，如郭沫若的诗歌《创造者》，戏剧《棠棣之花》第二幕，论文《〈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上帝的儿女们》《写给谁的信》，评论《出版的道德》《创作》；田汉的戏剧《咖啡店之一夜》；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译文《淮尔特杜莲格来序文 》，论文《文艺私见》；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诗十六首》等等。

社团成立了，刊物也出版了，想做的似乎都做了，但郭沫若们的心绪却并不轻松，仿佛是交出了一份毫无把握的试卷，紧张而忐忑地等待着社会来宣布成绩的优劣。大约是《创造》出世两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郭沫若和郁达夫小心翼翼地向赵南公打探杂志销路，得到的回答是“出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一句话如同迎面泼来的一盆冷水，让两个人都立刻感到了无人同情的悲哀。于是郁达夫喊起来：“沫若，我们去喝酒！”“好，我们去喝酒。”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最后一家是在青莲阁，两人直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酒楼，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郭沫若望月兴叹高声叫嚷：“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他两个孤另另的人一样”。

那是一段最难挨的日子，所幸终于过去了。《创造》季刊以其文艺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译介上的成就，不久即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日益强健着创造社的肌体鲜活着它的生命，使它日益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从而得以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到第二年，郭沫若结束了留学生活，郁达夫也离开了在安庆政治学校的教职，两个人先后抵达上海与成仿吾汇合，编辑力量顿时雄厚起来。三股绳拧成一股劲，创造社的前期活动由此进入了最活跃、最兴盛时期。撰稿人明显增多，除原有主力外，又添进了郑伯奇、田汉、陶晶孙、王怡庵、洪为法、邓均吾、何畏、淦女士、王独清、闻一多、梁实秋、冯至、徐志摩等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文稿大量积存，季刊过长的出版周期已经成为它自身发展的桎梏。于是“季刊”换周报，运行速度大幅度提高。

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创刊。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等轮流编辑。泰东图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创刊号上刊登的《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可以看作该刊的宣言：“上帝，你最初的创造者哟！/……古代的诗人说：你创造世界的工程只费了七天的劳力。/……上帝，你如果真是这样把世界创出了时，/至少你创造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罢？/你最后的制作，也就是你最劣等的制作/无穷永劫地只好与昆虫走兽同科。/人类的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都是你粗滥贪懒的结果。/你在第七天上为甚便那么早早收工，/不把你最后的草稿重加一番精造呢？/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

与《创造》(季刊)相比，《创造周报》除去缩短了出版周期之外，内容上的区别也十分显明：前者以创作为主，评论、介绍为辅；后者则反其道而行，把力量主要用在了翻译与批评上。文学批评方面主要有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闻一多关于《女神》的评论文章等。翻译方面有郭沫若所译尼采《查拉图司屈拉》的长篇连载以及成仿吾、敬隐渔、张闻天等人的译作。

周刊出世刚满两个月，日刊就接踵而来。1923年7月21日，《创造日》创刊。该刊为《中华新报》文艺副刊，由中华新报社发行。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主要发表创作，兼顾评论和翻译，创作方面以新诗和小说为主，散文、随感等作品次之。主要撰稿人有郭沫若、倪贻德、周全平、敬隐渔、张友鸾、洪为法、张资平、王珏、陈醉云、卢冀野、楼建南等。该刊宗旨一如其“宣言”，激情勃发慷慨豪迈：“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和世界万物，都是由无而有，由黑暗而光明，渐渐的被创造者创造出来的。我们不信受天惠特厚，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里，就不会现出光明之路来。……现在我们的创造工程开始了。……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我们这一栏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田园，无论何人，只须有真诚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来开垦。……朋友们哟，来！来！我们每日地开荒播种。”此刊匆匆来去，出满101期后于同年11月2日戛然而止。

如上所述，新生的“创造社”一社三园地，忙得不亦乐乎也红火得不亦乐乎。其间虽然田汉等人由于种种原因先后离开了，而队伍的迅速壮大却成为一种趋势。冯至、张闻天、刘海粟、楼适夷、冯沅君……但无论怎样的发展，“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同为创始人，郁达夫为数甚多的小说和成仿吾犀利的文学批评则合力支撑着创造社最初的刊物。所以，对于创造社来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三个人就像一尊圆鼎的三只脚，缺一不可。他们三个人，在浪漫主义的共性之下又有着独自的个性：“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但他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又显得是接受了雪莱、惠特曼、泰戈尔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给人的印象是‘颓废派’，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他仍然有一颗强烈的浪漫谛克的心，他在重压的呻吟之下寄寓着反抗。成仿吾又不同。他虽然也同样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可是，在理论上，他又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作品实践上，他又感受着象征派、新罗曼派的魅惑。他提倡士气，他主张刚健的文学，而他却写出了一些幽婉的诗。”(见于达人、王君《成仿吾传》)

自然形成的核心，自然地发挥着决定性影响。郭、成、郁三人的政治立场、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创造社的性质、特点和命运。他们各自操纵着各自手中的一支笔，一起在创造社的旗帜上画上了三点标记：一是建设新文学的使命感；二是创作方法上的积极浪漫主义；三是把自然科学运用于文艺“创造”中。这样做，并不是“硬要标新立异”，“故意和国内其他文学团体闹对立，而是这些作家的生活、学习环境造成的”(见郑伯奇《忆创造社》)。因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们不是学医的便是学工的，或者学经济学法律，但他们又都自幼爱好文学，留日期间又都从不同渠道汲取了异域的精神食粮，从而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激起了创作欲望。不同的文学背景决定着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所以他们没有接受文学研究会的盛情相邀，而是异军突起般高扬起了另外一面旗帜。

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统治着一切。“三套车”奋力驰骋了一阵子之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都感到了力不从心的倦怠――不仅是精力，更是财力。于是借着郁达夫接受北大聘书的机会，先把由三人合编的《创造日》停了刊，再用“缓兵之计”把成仿吾“承包”的《创造季刊》拖没了影儿。只剩下《创造周报》了，主编者郭沫若提议将其转至北京交给郁达夫，未果，便转给成仿吾，之后离开上海去了日本。成仿吾自知独力难成事，便在《创造周刊》第52号上发表了《一年的回顾》向读者告别：“……我们决不是卑怯的逃避者，我们也决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重新再来一次。我们休息一时，当是一种准备的作用。不等到来年，秋风起时也许就是我们卷土重来的军歌高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哟，请等待着，等待我们卷土重来的雄壮的鼙鼓！”

他们的承诺是算数的。一年多后，他们果真东山再起，于1925年9月16日创刊《洪水》并发表《复活宣言》，又于1926年3月16日创刊《创造月刊》。《卷头语》上，他们宣布：“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该刊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等轮流主编。虽然城头不曾“易帜”，但与事业初创时相比，此《创造》亦非彼《创造》了。(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