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出现之后，就引起学者的极大重视。孔子或其后学撰述的《易传》十篇，《左传》、《国语》记载的许多《易》筮例子，反映了先秦时代《周易》学说的特色以及所达到的水平。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焚毁一切旧传经典，《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属焚烧之列，独得幸存。所以，西汉初年复兴经学，《周易》的传授较其他诸经最为无阙。而且，由于《易传》十篇的流传日益广泛，并为学者所高度重视，乃至被合入“经”中传习，遂使历代对《周易》的研究，均以经传两者为主要对象。

从西汉到今天的两千多年之间，纵览时代的发展，《周易》学说的流传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汉魏六朝易学，唐代易学，宋代易学，元明清易学，现当代易学。下面依此五阶段，略为叙述各个历史时期易学的基本特点及重要代表人物。

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

这一阶段的易学，可分三个时期：

（一）西汉

西汉时期的易学，约有四个主要流派：一是“训诂举大谊”，即根据先秦《易》说，训释六十四卦大义，以周王孙、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所作阐《易》著述为代表。二是“阴阳候灾变”，即运用《周易》原理解释大自然灾异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变，以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说为代表。三是“章句守师说”，遵循当时朝廷学官所立的经师传授之学治《易》，称为“今文易学”，以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博士所传为代表。四是“《十翼》解经意”，即民间私学传授的经说，专取《易传》十篇（《十翼》）解说六十四卦，称为“古文易学”，以费直、高相所传为代表。

以上孟喜、京房分列两类，是由于两家的章句之说为正宗，而灾变占验之说则独成一派。

在这四个流派的代表易家中，又以丁宽、孟喜、京房、费直对后代的影响最为深远。

丁宽，梁（今河南商丘）人，字子襄。曾经随从项生学《易》于经师田何，研探精敏，才力远过项生，深受田何器重。学成之日，田何告诉他可以回去了。丁宽东归后，田何对学生们说：“《易》以东矣！”意思是赞叹丁宽将带着他的《周易》学说东去而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丁宽到洛阳，又跟从周王孙研习《周易》古义，学殖益深。汉景帝时，曾任梁孝王手下的将领，号丁将军。撰《易说》三万言，以其学传授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易学史上于是有了施、孟、梁丘之学。

孟喜，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字长卿。孟喜的父亲是当时研治《礼》、《春秋》的专家，但他认为《礼经》太多、《春秋》繁杂，所以就让孟喜学《周易》。孟喜与施雠、梁丘贺同向丁宽的弟子田王孙学《易》。他喜欢自我称誉，曾经获得易家阴阳候灾变的书籍，便谎称这是其师田王孙临终时枕在他膝上独传予他的。儒生们听说后，都纷纷称赞孟喜。不久，同门梁丘贺揭发说：“老师是死在施雠身旁，那时孟喜正返归东海，并不在场，哪有这件事？”人们就不再信任孟喜的话。孟喜的易学，有《周易章句》，但长于阴阳占验之学，以卦气说为本，对后来的《周易》占候学影响甚大。其学传同郡白光（字少子）、沛翟牧（字子元），两人都成为《易经》博士。相传《易林》的作者焦赣，也曾向孟喜学过《周易》。

京房（前77—前37），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字君明，本姓李，排律自定为京氏。喜好音乐钟律，据八卦原理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为六十律。研治《周易》，拜焦赣为师，擅长于用六十四卦分值四时气候以解说阴阳灾异、占验人事吉凶。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以孝廉为郎。立为《易经》博士。他常常用《易》卦解说自然灾变和社会政治的联系，屡次上疏元帝，所言多能应验。但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认为京房的言论繁琐不可行。他曾经向元帝劾奏石显专权，被石显嫉恨在心。后来，因石显进谄言，京房就被元帝贬为魏郡太守。但他仍然上书给元帝，坚持用卦气之说评议灾变、朝政。石显等人进一步诬告京房与叛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遂被下狱处死，年仅41岁。京房开初向焦赣学《周易》的时候，尽获焦氏的阴阳候灾变之传。那时，焦氏就深怀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结果他的预言果然成为现实。京房的易学，承孟喜、焦赣的传授之脉，长于卦气“六日七分”法，并提倡纳甲、世应、飞伏、游归等术，后世《火珠林》一类的占筮法便是接受了京房的遗说，相传以钱代蓍的“金钱卜”法也是他发明的，可见京房对中国古代占卜术的发展至有影响。

费直，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字长翁。仕为郎，至单父令。研治古文易学，长于卦筮，不著《周易》章句，只以《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等解说上下经。因其无章句，未立于学官，仅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郑众、马融、郑玄、王弼等并传费氏《易》，其影响便取代了其他各家。

（二）东汉

东汉时期的易学，是沿承西汉的流派而发展的。其中对费氏易学的承传较其他各家为盛。如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等人，纷纷为费氏《易》作章句（因为费氏无章句，所以诸家各为之立注阐说），这是一派。郑玄、荀爽则是先治京氏《易》，后来参治费氏《易》，即合京房、费氏之学而统化之，这是第二派。虞翻本治孟喜易学，又杂用《周易参同契》的纳甲术为说，这是第三派。陆绩则专治京氏《易》，这是第四派。可见，东汉研《易》流派，与西汉的孟喜、京房、费直之学渊源至为密切。

以上所举各易家中，成就较大、影响较著的有郑玄、荀爽、虞翻等人。

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年少时家中贫困，当过乡官“啬夫”，不乐意为吏，经常到学官处求教。进入太学读书，随从京兆第五元先问业，精通今文京氏易学、《春秋公羊传》等。又西入关求学，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研究古文经学，当时收有门徒400多人。郑玄在门下三年之久却见不到老师马融，他所学的经典均是由同门高业弟子代师传授。在这种情况下，郑玄仍然坚持日夜研讨经学，未尝怠倦。有一天，马融召集学生们考核讨论有关“图纬”问题，也接见了郑玄。郑玄精细辨析了这方面的疑义难题。考论完毕，郑玄就向老师辞别，返归山东。马融对学生们喟然赞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带着他已经成熟的满腹学问东归，我的学说将随着他影响山东的众多学者。郑玄游学十余年，回到乡里后，就聚众讲学，相随他的弟子有成百上千人。不久，由于党锢事起，郑玄的讲学被朝廷禁止，他就闭门隐修经业。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叫何休的，喜好《春秋公羊传》之学，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著述；郑玄针对这些作品，撰写《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等篇，一一驳斥何休的观点。何休读了之后，钦佩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汉灵帝殁，党锢之禁解除，郑玄又重新讲学授徒，门下弟子从远方前来求学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权势人物何进、董卓、袁绍等先后延召聘用郑玄，礼待甚优，郑玄多以老病为理由推辞。后来因袁绍逼迫，抱病随军，乃以疾病笃甚而逝世，年74岁。作为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著述囊括各种经典，凡100多万言。在易学方面，他先治京氏《易》，后参以费氏《易》，创立了六十四卦爻辰说，并撰《周易注》九卷。

荀爽（128—190），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慈明，一名谞。幼年好学，12岁就精通《春秋》、《论语》。当时的太尉杜乔见到荀爽，称赞他：“可为人师。”平时耽思经书，不事庆吊应酬，不应官府征命。兄弟共八人，人们称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来被拜为郎中，上疏指摘朝廷的政治弊病，盛称儒家礼义。奏疏上达后，即弃官归去。不久遭党锢之禁，隐居著述，积十余年研讨，遂以“硕儒”著称于世。董卓征召，想躲避而未能，被拜为平原相，旋又追加为光禄勋，就任三日又进拜为司空：从被征命起，仅95日之间，由平民布衣升至三公高位。但他看到董卓的政治日益残暴，便与王允等共同图谋推翻董氏政权，适遇疾病深重而逝世，年63岁。荀爽的著述广涉群经、子史，共100多篇。在《周易》研究方面，他专治费直古文《易》，以《十翼》解说六十四卦经义，并创立“乾坤升降”的易学条例。

虞翻（164—233），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字仲翔。年少好学，有高气。最初跟从王朗，后来随孙策为功曹。汉室曾召其为侍御史，曹操以司空辟，均不应召。孙权执政东吴，拜为骑都尉，常随军出谋划策。禀性疏直，经常犯颜谏争，又不与世俗协调，所以屡屡遭人毁谤。曾经被流放到杨泾县（今属安徽），后来获释。关羽战败，孙权让虞翻占个卦，筮得《节》卦变为《临》卦，虞翻判断说：“不出二日，关羽必当断头。”两天后果然应验。孙权称赞说：“真可以与东方朔相匹敌啊！”孙权自号吴王，设宴欢饮，虞翻在席间佯醉失礼，险些遭杀。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之事，虞翻指着张昭的鼻子斥道：“那些全是死人，而妄称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这类事时常发生，孙权积怒之下，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虞翻虽然处于流放的环境，却仍然讲学不倦，随从他的学生常有数百人。曾为《老子》、《论语》、《国语》作注解，特别精通易学，提倡“纳甲”、“旁通”、“之正”、“卦变”等条例。一天，给孔融写了一封信，附上所注《易经》。孔融在回信中说：读了虞翻的《易注》，才知道东南的美好，不仅仅是会稽的竹箭。虞翻把《易注》奏上朝廷，自称其家五世研治孟氏《易》。奏文里转述了他同郡陈桃的一个奇异梦境：在梦中，陈桃见虞翻与一位道士相遇，道士布《易》六爻，取三爻让虞翻吞下，虞翻请求尽吞六爻，道士不允，说：“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虞翻根据陈桃的这个梦，认为自己受命于天，理应精通《周易》。奏中还说他研究《周易》的特点，是全面改正了前代易家不妥当的见解。虞翻流放交州十余年，70岁时在该地逝世。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易学，较前代有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关键，是魏王弼《易注》的出现与盛行，从而使承传400年的两汉“象数”易学逐渐衰亡。

王弼（226—249），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字辅嗣。少年聪慧，十余岁时，喜好《老子》，通辩能言。当时何晏任吏部尚书，十分惊奇王弼的才华，赞叹说：“孔子称后生可畏，像这个人，真可以同他讨论天人之间的道理。”王弼为人通隽敏捷，不擅长于营求功名。好谈玄学，对《周易》研治最深。性情和顺，爱好游宴，通晓音律。平日谈论哲理，自然高拔，常以自己的长处讥诮他人，因此人们往往对之不满。正始十年（249）秋，染疠疾而亡身，年仅24岁。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书。前两种对后代易学影响至大。

王弼的易学，在魏时就引人瞩目。《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载：

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晋以后，王弼《易注》日益盛行而独冠于世。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指出：永嘉之乱，诸家之《易注》亡，“惟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又说：“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隋书·经籍志》也叙述说：

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这里把东汉至隋代诸家易学的盛衰兴废作了扼要的分析，显示出王弼《易注》为各代学者所接受的情实。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更高度赞扬王弼易学云：

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

可见，王弼易学的势力，取代了两汉诸家易学，笼罩于魏晋南北朝之间，虽郑玄之注也不能与之抗衡。到了唐初修撰《五经正义》，《周易》定用王弼注本（《系辞传》以下王弼无注，采用韩康伯注），一切旧说并废。所以，王弼的《易注》，在唐代几乎定于一尊。历宋、元、明、清，研讨考辨王弼易学者代不乏人，影响迄今未衰。

王弼的易学既对后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他的研《易》特点及贡献又有哪些呢？择其最主要者言之，约有两方面：

其一，扫象数，阐哲理。

两汉易家，多主“象数”之学，到王弼时代，已经积弊至深。王弼《周易》学说的出现，则改变了一代学风。他置四百年易学流俗于不顾，独树新帜，奋起矫正两汉以降“象数学”弊端，廓而清之。他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主张；并综合发展了前人可取的易说，提倡“卦以存时”、“案爻明体”、“承乘比应”、“卦主”等条例，着重从哲理角度阐说《周易》六十四卦的象征意义。宋代学者推广的与“象数学”相对峙的“义理学”，事实上从王弼发其端。至于王弼常据《老子》、《庄子》玄理以解《易》的特点，后世易家亦颇有诟病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则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则不能无过。并谓“瑕瑜不掩，是其定评”（《周易注提要》）。又指出：

《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寖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周易正义提要》）

这一评价，是较为公允的。

其二，改定《周易》经传体例。

《周易》经传原皆单行，后来经师为便于学者研习起见，将经文与传文合为一本并行，即为后代通行的援传连经之本。西汉初，费直治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十翼》解说经意，这是援传连经的滥觞。东汉，郑玄传费氏《易》，分《彖传》、《象传》为六十四组，各附六十四卦经文之后，于诸卦《彖》、《象》前增题“彖曰”、“象曰”，以别于经文。这是郑玄对费直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体例所作的修订，使援传连经的规式初成范本。至王弼继起，对经传合并本《周易》的体例更作改定。所改定的要点有二：一是，将《象传》再行离析，以《彖传》、《大象传》分附卦辞后，各爻《小象传》分附爻辞后，使《彖》、《象》附经更为贴近。只留《乾》卦仍依郑玄旧本之例，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明了古本的体式。二是，将《文言传》分割为两部分，各附在《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传》、《象传》之后，并各题“文言曰”以标明之。经过王弼的改定，费直、郑玄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就以规范形式盛行了1700多年，至今犹然。尽管宋代以后学者力图恢复古《易》旧式，但最终也难以取代王弼的传本。

二、唐代易学

唐代的易学，可分为主流与支流两方面叙述：

（一）主流，以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代表

唐代初年，朝廷修撰《五经正义》，孔颖达等人主持其事。《周易正义》采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本，孔颖达为之作疏。王弼所注《周易》，只包括六十四卦经文以及《彖传》、《象传》、《文言传》，而《系辞传》以下不注。后来，谢万、韩康伯、袁悦之、桓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顾欢、明僧绍、刘瓛等十人相继补注，因韩注独得盛行，其余九家皆亡。孔颖达的疏解，即根据王、韩旧注，详为阐释，其中基本观点均是依循王弼之说（韩康伯注《系辞传》以下亦本王义），间或引用别家说法互为比较参证。所以，统治唐代易学领域的虽是《周易正义》，但起根本影响作用的仍是王弼的易学思想。

孔颖达（574—648），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字沖远。生于北朝，少时曾经跟从刘焯问学。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入唐之后，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他主持撰修的《五经正义》，是奉唐太宗之命进行的。由于唐代科举取士是以《五经正义》为教科书，所以其书影响至大，而在唐代易学界起主导作用的亦为《周易正义》一书。

（二）支流，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为代表

唐代易学的主流既以《周易正义》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沿承王弼扫“象数”、阐哲理的主张，但也未曾阻止两汉“象数”易学的余绪在一定范围内的流传。这一点，主要体现于李鼎祚编撰的《周易集解》。此书广采两汉以迄唐代象数易家的注《易》之说，凡得三十余家，其宗旨在于黜玄言，崇象数。

李鼎祚，《唐书》未立传，故其事迹未详。据其他少数资料，知其为资州（今四川资阳以南，内江市以北）人，生活年代为天宝以后，曾任秘书省著作郎。他撰辑的《周易集解》，在《周易》象数学尽废的年代，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说。经历唐、宋、元、明诸朝，研究李鼎祚《周易集解》者并不多见，到清代崇尚汉《易》的学者才对之高度重视，成为研讨汉魏象数易学的最重要资料。

三、宋代易学

《周易》学说发展到宋代，又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形成与“汉易”相对峙的“宋易”。

宋代易学，大致可分为三派：

（一）图书之学

此派以道士陈抟开其端，相继传授给刘牧、邵雍等人，以《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等图为说，使易学研究别生一条途径。

陈抟（？—989），五代末宋初道士，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长兴（930—933）中，举进士不第，就隐居到武当山。后来又移居华山，与隐士李琪、吕洞宾等为友。后周世宗喜好外丹之术，显德三年（956）曾召见陈抟，向他询问外丹术，遂赐号为“白云先生”。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来到京师，向宋太宗建议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太宗颇欣赏，赐号“希夷先生”。平生精于易学，其特点是“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以寓其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邵伯温《易学辨惑》）。据传曾作《无极图》和《先天图》，前者为道家所主张万物生成归源“无极”的图说，后者为六十四卦的衍生图式。著有《易龙图》、《九室指玄篇》等，均已亡佚。今存题为陈抟所作的《阴真君还丹歌注》，收入《道藏》。

刘牧，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人，字先之。举进士及第，后调州军事推官。曾与州将争论公事，被排挤，险遭杀身之祸。遇范仲淹，刘牧大喜，说“此吾师也”。遂拜范为师。范仲淹巡抚河南，荐举刘牧，于是为兖州观察推官。累官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平生精研易学，远承陈抟之传。著有《易解》、《卦德通论》、《先儒遗论九事》、《易学象数钩隐图》。后者今尚存，收入《道藏》及《四库全书》。

邵雍（1010—1077），北宋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字尧夫，谥康节。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朝廷屡征召授官，均不赴。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合称“北宋五子”。接受陈抟一派所传先天象数易学。隐居读书期间，四时耕稼，自给衣食，将其居室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根据先天象数易理，提出“天地亦有终始”（即毁灭又复生）的观点，并提出用“元会运世”来计算天地历史的方法；认为现世的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将历史分为“皇、帝、王、霸”四种时期。主张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观。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答》等。

（二）专阐儒理

北宋胡瑗、程颐，专以儒家伦理道德阐说《易》义，其说兼取《十翼》与王弼易学而广为发挥，自成一派，对后代深有影响。至南宋朱熹，全盘接受程颐的易学，又采纳陈抟、邵雍“图书”之学，全面推广阐扬，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

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字翼之。世居陕西路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官至太常博士。与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主教苏、湖二州二十余年，从学者众多。以儒家之理解《易》，著有《周易口义》，由其弟子倪天隐记述师说，故名“口义”，收入《四库全书》。

程颐（1038—1107），北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新政，哲宗时被列为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三十余年。与其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奠基人，合称“二程”。易学专著有《周易程氏传》，承胡瑗之学以儒理解《易》，详述六十四卦的旨趣，唯《系辞传》以下不注。其观点对南宋朱熹颇有影响。后代学者又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合称“传义”，元、明易家多遵循程、朱之说治《易》。

朱熹（1130—1200），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久居建阳（今属福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青年时师事李侗，为程颢、程颐的四传弟子。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平生博极群书，凡经、史著述以及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广涉深研。且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继承并发展二程的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与二程合称为“程朱学派”。在易学方面的建树，以《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为主，是后人称为“宋易”的重要代表。他的《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中长期沿用的《周易》教科书范本。

（三）以史证《易》

南宋李光、杨万里，虽不废胡瑗、程颐以儒理阐《易》的旧风，但更注意援引历代史实，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义理相互印证，以揭明各卦、各爻的象征旨趣。这种方法，又自成一派，对后代易学也颇有影响。自此以后，易学派别的分歧，日益繁多。

李光，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字泰发。少年时知礼老成，不喜欢嬉戏，他父亲称赞他说：“我的儿子真像云间鹤，将来可能会振兴我们的门第。”北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师事刘安世。除太常博士，迁司封，曾论士大夫佞谀成风，言辞切至，被权臣王黼所嫉恶，贬阳朔县。入南宋，于高宗时累迁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向朝廷所论谏的均是复国统一的根本大计。因忤逆秦桧而被罢官。卒后谥为庄简。易学著述有《读易详说》，是以史证《易》的第一部专著。

杨万里（1124—1206），南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廷秀，号诚斋。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绍兴年间进士。曾官奉新知县、常州知县、广东提点刑狱、左司郎中等，累至秘书监。力主抗金，曾上《千虑策》，反对投降观点。易学著述有《诚斋易传》，与李光的《读易详说》同为以史证《易》的重要著作。

四、元明清易学

自元代至清，《周易》学说的发展大体上是在汉、宋两大流派的基础上衍申开拓的。

元代易学家，大都笃守程颐、朱熹的遗说，如吴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义》等皆是代表作。

明初叶仍是如此，如胡广《周易大全》、蔡清《易经蒙引》等书影响较著。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狂禅”解经的学者，如方时化《学易述谈》四卷，总是以禅机作为抒论的要点；徐世淳《易就》六卷，解《易》言辞处处流露出禅家的语调；苏濬《周易冥冥篇》，观其书名，便可知显示着援禅入《易》的特色；至释智旭《周易禅解》，更明言以禅解《易》，是这方面著述的重要代表作。这又是当时易学流派的一个旁支。

至清代学者辈出，注重汉学，务求征实，如惠栋《周易述》、《易汉学》，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即是著名作品。此时，“宋易”遂饱受攻击而渐趋消沉，风气又为之一变。

元明清三朝的易家，兹举吴澄、智旭、惠栋、张惠言四人略为简介。

吴澄（1243—1313），元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字幼清。曾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因他所居的寓斋题为“草庐”，学者又称为“草庐先生”。其学说本于南宋朱熹，兼采陆九渊的说法，主张折衷朱、陆。他的易学著述《易纂言》，是《五经纂言》中的第一种。

智旭（1599—1655），明末高僧，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俗姓钟，名际明，字蕅益（一作藕益），号八不道人，又从所居而称灵峰老人。少年时研习儒家经典，誓灭释、老，著有《辟佛论》数十篇。后来读了莲池《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才开始笃信佛教，将过去的论著尽数焚毁。24岁就憨山弟子雪岭剃度出家，法号智旭。此后广涉各宗，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儒三教一致。与憨山、紫柏、莲池并称明代“四大高僧”。崇祯间住持江浙各地，佛学著述甚丰。其中介绍佛教典籍的目录学著作《阅藏知津》四十四卷，为研习佛典的入门书。又本着“诱儒以知禅”的宗旨，作《周易禅解》十卷，援引佛理说《易》，所论并非尽涉虚无，颇有可取的地方。

惠栋（1697—1758），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为著名经学家惠周惕的孙子、士奇的次子。惠家世代笃守古学，而惠栋所得最见精深。早年研究文词、史籍，旁涉诸子百家及佛学、道教，后来专心于经术。治经以博闻强记见长，主张尊古训、守家法，认为汉经师之说与经并行，凡是出于汉儒的说法都应当遵循。易学著作《周易述》，继承父辈治《易》传统，专门搜集汉儒《易》说，加以编辑考订，末编附以己见，以发明汉易之理，并论述《河图》、《洛书》和宋代先天、太极之学的关系；又有《易汉学》一书，罗列汉代主要易家的说《易》条例，详加考辨，为研探汉易的重要参考书。

张惠言（1761—1802），清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平生治经最重《易》、《仪礼》。在易学方面，认为汉魏易家所传学说唯虞翻之说较为详备，所以专治虞易，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候》；除关于虞氏易的著述外，又有《易义别录》、《易纬略义》、《易图条辨》等传世。

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综观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把先秦以来的易学发展概括为“两派六宗”。其说指出：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

这一说法归纳了易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流派。总其大端，即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的正宗学说，见于汉魏学者以《易》象（八卦的众多卦象）、《易》数（阴阳奇偶之数）为解《易》途径，既切合占筮的用途，又发挥《易》理的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已开其风气，至胡瑗、程颐则蔚为大观，而李光、杨万里援史证《易》则又将义理易说进一步引申推展、发扬光大。平心而论，汉儒以“象数”解《易》，有时执泥卦象，并杂入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义支离破碎。王弼一扫旧习，独树新帜，援玄理为说固属一弊，但他也并非尽弃象数，其宗旨实在于探寻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经义条贯不紊。所以，“象数”、“义理”两派立说互有可取之处。近人吴承仕先生说：“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检斋读书提要》），即是表明两派的主张应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

但“两派六宗”只是针对易学的主要流派而言，尚不足以尽赅《周易》研究的广阔领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继续说道：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可见，从先秦到清代的易学研究史中，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十分宽广的。

五、现当代易学

辛亥革命以后，易学研究的趋势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除了继承前人的成果，在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