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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军:拆解克鲁格曼"唱空论":中国的故事是成功应对全球化的故事

观察者网的新栏目【思想者茶座】是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的提议和启发下开设的,旨在全球范围内邀请重磅学者专家,以轻松易懂的方式,讨论当下全球热点议题背后涌动的思潮,为纷扰动荡的世界呈现思想的力量和光芒。

【思想者茶座】第一期邀请的嘉宾就是张军教授,他是国内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获得者。本期节目我们聚焦于拆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唱空中国经济论”,同时回顾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学者就西方舆论界有关中国经济“高投资”、“美国失业罪魁祸首”、“倾销”、“产能过剩”等标签展开的论战,以及如何看待克鲁格曼提出的“药方”,理解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之策。

文 观察者网 高艳平

7月,全国及各地方经济半年度数据出炉,全国来看,1-6月实现增长5%,二季度增长4.7%,不及一季度的5.3%。海外媒体的“中国唱空论”又活跃起来了。

5月保罗·克鲁格曼唱空中国的言论,还在“余音绕梁”——这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准备好迎接第二个中国冲击》中说:“中国的高投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目前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扩大消费……而不是维持巨额贸易盈余将产品倾销到其他国家”。

克鲁格曼在国内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他一直是个坚定的“看空中国派”。在彭博社采访他的一段视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评论区,他俨然被海外舆论视作另一个“章家敦”。

有意思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15年到中国某高校演讲时,笔者恰好在场,他在演讲时亲口说,“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

尽管如此,由于克鲁格曼作为经济学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号召力,他的观点经彭博社、金融时报等知名国际媒体的再次传播,不断发酵,在国内外形成又一波看空中国经济的流行声量。

如何拆解这些唱空中国的言论?如何看待地缘政治博弈之下的所谓“倾销论”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如何理解当下的中国经济?

张军教授的办公室。图为张军和教师节期间前来慰问的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周虎 作者提供

近日,笔者前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拜访院长张军教授,跟他探讨当下中国经济的舆论焦灼。我们从克鲁格曼的“唱空中国论”聊起,见招拆招,谈到一直高光的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到当下在海内外掀起的几场大争论——“高投资”、“美国失业罪魁”、“中国倾销论”,直至这些争论逐渐演绎成中美地缘政治叙事中的故事,再到如何看待克鲁格曼的“药方”,如何理解当下中国政府的治理之策。

张军教授刚刚从欧洲访问回来。我们在一张长写字台两侧坐下来,品着龙井茶,外面的雨正下着,湿漉漉的空气里,有广玉兰花味儿。他的办公室里,书籍占去了大半,身后的墙上,几贴书画引入入胜,还有“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挂框,虽小,但份量很重。

张军不紧不慢地讲述,在这位关注中国经济40多年波澜壮阔进程的经济学家眼里,身后那贴书法“处世无畏”,似乎在暗示,这便是他看待中国经济的态度。

1. 一以贯之的“挑战者”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唱衰,以及此番有关中国经济的言论,确实应该算是道听途说,张军揭开了一个秘密:克鲁格曼关于东亚经济的言论,受到了包括埃尔文·扬(Alwyn Young)、刘遵义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结论的影响。他猜测,克鲁格曼最近对中国的言论肯定也受到《大失衡》作者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影响。

迈克尔·佩蒂斯是中国经济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他长期生活在北京,但经常会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转发包括张军在内的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和观点。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以批评为主”,其主要观点之一就是“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不可持续”。

客观公允地说,对中国经济高投资低消费的批评,在国内也颇为主流,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就更有代表性了。比如另一位颇受尊敬的中国经济专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也长期持此看法。因而他们一直在呼吁中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即投资拉动的模式转变成为消费拉动的模式。但执此论者,普遍忽略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是将中国与发达国家放在同一阶段等量齐观。

“克鲁格曼对高投资发展模式的批评也算是一以贯之的”,张军教授说。随后,他讲起了三十年前围绕克鲁格曼“东亚奇迹神话论”的那场著名争论。

1993年,在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东欧等前苏联国家经济陷入负增长的时候,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简称“东亚奇迹”)的报告,从学术层面肯定东亚八个经济体的优秀表现,并分析了背后原因。这八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并不包括大陆。

“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到底是国家干预的成功,还是自由化、市场化的成功,大家一直是有争议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还是应该归因于市场化、自由化和结构改革的结果。”张军回忆道。

世行报告反映的正是这一主流看法。报告结论认为,东亚国家“实施了一套共同的、市场友好的经济政策,因而带来更高的积累和更好的资源配置”。简言之,就是市场化促成了东亚奇迹。

报告发布后,围绕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正由于此,报告作者之一约翰·佩吉透露,《东亚奇迹》成为世界银行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单行本。其中争议最大最热闹的部分,正是来自保罗·克鲁格曼的“单挑”。

1994年,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长文《东亚奇迹的神话》,与东亚奇迹论者大唱反调。他直言,东亚经济其实没什么奇迹可言。这被中国学界称为“克鲁格曼质疑”。

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的发展模式,无非就是就靠超强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积累实现的,而不是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为东亚国家动员能力强,能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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