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孩，才14岁，抑郁症已经发展到“重度”阶段。碰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说，这大概是原生家庭有问题，或者，这个女孩有过某种不幸的遭遇。
但通读全篇，你会觉得这一切来得“没有特别的理由”：文中的妈妈，虽不太懂“鼓励教育”，但和中国千千万万父母一样，也没有做得太过的地方。女孩也一直过着基本正常的生活。
然而，这个女孩的“病”，发起来又是那么惊心动魄；且在医院的精神科，这样的孩子，多到见怪不怪。今天，不如看看这个故事，了解到，孩子的成长，还有这样值得关注、小心的一面 ...
图为彭可欣。作者：徐黛茜，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如果您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彭可欣右手握着一把美工刀，架在左手腕上， “你答应陪我去住院的！” 她瞪着坐在沙发上的妈妈喊。她那因服药而微肿的身体颤抖着，小脸涨得通红，几缕长发粘在额头上，眼泪糊了满脸， “你答应的！你不要骗我请不了假！”
赵琳没说话，仍坐在沙发上，手指紧抓着裤缝，看得出在她在尽力维持脸上的平静。她抬起头，迎向女儿的眼睛，一动不动，不抢刀，不争辩，也不阻止女儿的任何行动。
彭可欣突然快步向前，用脚尖狠狠踢妈妈的小腿，用膝盖撞，一下接着一下。妈妈的镇静，她无法接受。
她举起刀，没做任何犹豫，将刀尖切入自己布满伤疤的手臂里。血，一下涌了出来，热辣辣的，顺着小臂，到指尖，滴嗒在地板上……从皮肉传来的痛感，让彭可欣慢慢回过神来，愤怒也随着这一股热流慢慢消退。她渐渐安静了，瘫坐在沙发上。
赵琳这才起身，打开电视机旁的急救箱，用酒精消毒，查看伤口的深浅，再用纱布一圈圈包扎，她的动作非常熟练。“我稳住了，又一次接住了女儿的情绪。”她想。
2020年11月7日傍晚，在广州番禺区的家中，14岁的彭可欣再一次情绪失控。自从2019年9月，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后，这样的发作，每周都会有两三次。
对于一个少年来说，14岁，是独立人格形成的阶段。她或他本该在与同学的社交关系、在学业的竞争中，完成儿童向成人的过渡。然而，一个面对严重抑郁症的女孩，在疾病本身的困境之中，失去外界的助力，只能一步步退回家庭。
“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的家，是一座复式小跃层。一道推拉门，在二楼的主卧和次卧的过道里，隔出一个小房间。这是一个只有四平米的房间，摆放着一张上下铺，一块钉在墙壁上的桌板，上层储物，下层就是彭可欣睡觉、休闲、学习的地方。
桌板前，泛黄的墙上挂着一串小灯，灯光把房间照得暖暖的。灯线上缠着十几张照片，是她与朋友、妈妈、弟弟，还有外公外婆的自拍，照片上的人都笑得挺开心。
周末，彭可欣在小区散步，天气很好，她让妈妈帮忙拍一张。图源：受访者提供
中午12点半，彭可欣才醒来。她不想动，瞪着床顶发呆，起来后做什么呢。她拿起手机，翻了翻同学动态，昨晚一个同学发了张合影，她点开，放大，仔细看每个人的表情。此外，大家的动态没有更新。对了，现在正是上课的时间。
贴在墙上“按时服药“的医嘱，和桌上的抑郁症药盒仿佛在提醒她，“我们已经是不同的世界了。”
彭可欣说，她也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没有征兆，也没有具体原因，忽然就被一种阴郁的情绪控制了，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地睡不醒，脑子始终乱乱的。日常琐事，也忽然变得很重，压在心里。
也许是因为手机？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允许晚饭后玩一小时，跟好朋友在QQ上问一句：“在干嘛？”，说不到三五句，时间就到了……
拿不到手机，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就笼罩着她。看到几个同学在抖音上一起去逛街，就嘀咕“她们为什么没喊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妈妈一边夹菜一边回答，“期末考你排名降了 13 名，别的同学呢？”
情绪瞬间低落了，不想再说什么……
有时，又因为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暴躁起来，不受控制。一次，妈妈没接手机，她便抢过外婆的手机，不停地发微信，拨电话，直到接通，对着妈妈大喊，“你干嘛去了？！”周末的出游计划，从卡丁车变成逛公园，她也会怒不可遏：“为什么要这样？”而怒气消散后，一种强烈的自责和羞愧感又会涌入内心。
情绪在两种极端里起起伏伏，她在日记中不断地写下：“我好难受……”，“我好疼……”
彭可欣在学校看见过同学的手臂上有刀割的疤痕，抖音上一些中学生的 vlog 里，也有同样的伤痕，底下的评论频繁出现三个字母，“yyz”——这是他们之间的暗语，抑郁症的缩写。
彭可欣烦躁时，在日记本里发泄情绪。图源：受访者提供
一开始，她很不屑，觉得他们都是装出来的，“被刀划一下那么疼，我肯定不会这么做。”她甚至有些讨厌这种行为，“就是跟风，想引起关注。”她也试着用指甲划一下，皮肤隆起粉色的痕迹，“很疼！”她吸了一口气，不想再试，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什么温暖的感觉“。
直到有一次，她把刀尖压进了皮肤，划出血迹，伤口很浅，就像被猫爪龇过，“好像真的不痛。”她心里接纳并习得了这种方式，而且意外的，“觉得舒服很多。”
在别人看来，彭可欣是一个快乐、顺从的女孩。赵琳说起女儿小时候，也爱用“开朗”、“漂亮”这些词。可欣鼻梁高挺，眉毛和头发都黑黑的，嘴角上翘，总像含着微笑。
从前也有不开心的事，但一会儿就过去了。记得小学暑假，妈妈跟她达成协议，完成作业，就去迪士尼，她在网上找答案，快速抄完，结果被发现，挨了一顿训，“你这么小就走歪门邪道，以后得了？”妈妈的话听起来很伤人，她听了觉得心脏那儿像有个拳头在锤，又闷又痛。
惩罚是手抄练习册两遍，连题目带答案，她花了两周完成，还是如愿去了迪士尼。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个时候觉得没什么。”
但是这一回，阴郁的情绪再也过不去。
2019年9 月，初二开学， 同桌换了，变成了一张不那么熟的面孔……一连几天，白天上课都忍不住打瞌睡，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答不出来站着一脸难堪……“一切都变了。” 青春期的小敏感、被抛弃感、孤独感……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包围了她。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
精神科门诊前长长的走廊上，等候的人很多，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区别，患者、家属都在一起。有人呆呆地注视着叫号屏幕，有人低头玩着手机。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比彭可欣年长许多。她不想让人注意到自己，坐墙角静静地等着。
一位女医生接待了她们，赵琳选择她，因为她简介上写着擅长青少年心理障碍。彭可欣进去坐下，挽起袖子把手臂的疤痕露出来，医生望了一眼，很冷静，“她一点都不出奇。”简单问了两句，就安排她去另一个房间做测试量表。
几百题的测试量表，铺在她的面前，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很多等待的患者或者家属也挤在她身后，有的人甚至直接站在她后面盯着看。
医生喊赵琳进办公室谈话，彭可欣就等在门外，她有点紧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应该不会太严重吧？她想，毕竟有一些题，她特意选择了那些看起来更乐观的选项。
彭可欣准备和朋友出门逛街，精心打扮了一番。图源：受访者提供
“你女儿是抑郁症，重度。”板着脸的女医生，对着赵琳逐个念出彭可欣的症状，“睡眠障碍，少话少答，语量少，语音低、语速慢，思维迟缓，能力减退”、“有冲动、易激惹感。有自伤行为”……
赵琳一愣，她心里有所准备，但绝没想到这么严重。
之前，可欣频繁情绪暴躁，她感觉到不对劲，曾尝试给女儿开点中药，“去去火，调理调理”。手臂上的伤口，她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
“ 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最终，医生递给她的诊断上面写着这13个字。（注：双相情感障碍，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
青少年抑郁症，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潘集阳说，从他的临床经验来看，有精神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如今，在科室里，40个住院病人中就有 10 个 18 岁以下的，大部分为抑郁症。
三年前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就显示，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和行为的困扰，抑郁症发病率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调查数据也显示，9-18岁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14.81%左右。
看到诊断结果的那一刻，彭可欣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恐惧，代替了妈妈答应带她来医院那一刻的放松。
图源：视觉中国
上医院，其实是可欣的要求。前几天放学，情绪忽然涌来，她从学校跑回家，外婆外公和她打招呼，她不想理，头也不回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枕头砸墙壁，用脚踢门，哭着大喊，“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外婆赶紧打电话把妈妈叫回来。妈妈进屋时，她已经没了力气，瘫坐在地上抽泣着说，“妈妈，我真的不行了，带我去看医生吧。”
她说，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可是，当诊断书拿到手上的时候，她的眼泪开始不停地流。这个14岁的女孩，不知道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
确诊之后，彭可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妈妈给她的房间装上了门（原本是没有的）。那天，她做完心理咨询回到家，看到过道里多了一张推拉门，她立马钻进去，将房门轻轻合上，躺在里头自拍、玩手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间，有门，有安全感。”
手机，也不再是一件被管制品，玩到凌晨都没人管。零用钱和出门也不受限制，只要提出，基本都可以实现。外婆外公知道她得了抑郁症，坐在一起时，经常互相使着眼色，给她递水果、夹菜。往常可是弟弟优先。
家里的气氛，变得平和而又小心翼翼。但彭可欣总担心，这些美好都是假象，和手上的伤疤一样，过段时间就变色了。
“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当医生告诉赵琳，彭可欣是“重度抑郁症”的时候，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怎么会得抑郁症？还能好吗？”得到的答案模棱两可。
没人能说清楚抑郁症的根源，为此，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一方认为成长的家庭环境，童年创伤以及社会压力导致了抑郁症的发生；而另一方则认为基因和脑部化学反应才是罪魁祸首。
青少年的抑郁症更为复杂。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李净看来，青少年有抑郁倾向与确诊抑郁症是两码事，最难的，是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青少年进入青春期，性格本就敏感，多变。李净甚至认为，如果仅仅根据抑郁症症状上的指标来推断抑郁症，那么来医院的小孩 99% 都能被确诊。而当前国内精神科医院少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分科，通常与成人混在一起，这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一旦确诊，还有可能成为一种心理标签。
刚上初中时，赵琳带女儿在旅行。图源：受访者提供
走出诊室那几步，对赵琳来说，比翻过一座山还难。站定在门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看到女儿独自坐在候诊长椅上的身影，她决定诚实地面对，“不能逃避这个事情。”
那天下午，她请了假，也没送女儿回校上课，带着她去市中心吃了顿日本料理，之后去逛街。女儿从试衣间出来，提着裙摆在她面前转了几圈。她一阵恍惚，医生宣布的结果怎么也无法和眼前13岁的女儿重合。
“医生说孩子压力很大，但我没给过压力啊。”赵琳反复回忆，她不记得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她的要求女儿很少会拒绝，直到初中，女儿还是喜欢黏着她一起睡，周末时，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逛街，每个暑假都会安排家庭出游。
平日，成绩是抓得比较紧，她每天都会盯着女儿和儿子一起完成作业。成绩有下降，她也会批评。有一次，女儿的年级名次下降了快50名，她是说过：这样的成绩长大只能去捡垃圾。可这不也是作为母亲督促的责任吗？如果把母亲的职责分成陪伴和督促，她觉得自己全做到了。
要说有什么亏欠女儿的，那就是给不了缺失的父爱和弟弟出生后对她不可避免的忽略。2014年，因为债务问题，赵琳和前夫离婚，但她跟孩子们只说爸爸有事出门了，主卧房间里，甚至还挂着她和前夫的结婚照。
赵琳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HR，是十几年的老员工，疫情之下行政部门在裁人，但她因为业务能力出众，留了下来。现在一个人要干原来三个人的活。
这个独自抚养一双儿女的母亲，陷入了自责与纠结，“是不是我的教育方法不当？”、“因为我太忙没有做好母亲这个角色吗？”或者，“是我太强势，没有给女儿选择的空间？”
确诊后，彭可欣的衣服大多为深色。图源：受访者提供。
她想起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提出“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从孩子读初中后，她们确实很少有亲密的接触了。可是，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记忆里的妈妈，永远没有表扬，总盯着自己没做到的地方。考了九十几分，把卷子拿回家，“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妈妈阴着脸。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新买的白毛衣，妈妈始终不让她穿出门，因为觉得她一定会弄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但她始终是个乖小孩，学习好，成绩好。初中时，有同学上职高脱离了家庭，她给自己的规划则是读大学、去省会广州，“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
21 岁到广州后，租房、换工作，她一样都不与家里商量。工作两年后，在广州买了房，骄傲地带着父母去楼盘，母亲站在毛胚房里对她说的话却是，“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成绩，爸爸不善于表达。“可是我不也过来了？”赵琳在母亲严厉的爱之下，成为一个“强大”的人。她曾发誓不成为母亲那样的母亲，但不知不觉中，她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她不想成为的样子。
“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
服药一开始并没有给彭可欣带来疗效，一到晚上，她就有用刀划自己的欲望。
一天夜里，她用美团外卖要了一把美工刀，躲在房间里偷偷划，妈妈直接推门进来，抢过去收起来。第二天，她听到妈妈投诉美团，“你们怎么能卖给小孩子刀呢？”
复诊时，医生建议马上住院，“这样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
彭可欣不愿意，“住院了，同学会怎么想？”而且医院在市中心，离家30 公里，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和妈妈争执起来，她用指甲把已经结痂的伤疤揭开，这个吓人的举动却更坚定了赵琳让她住院的想法。为了让彭可欣接受住院，赵琳买了最新款的 iPhone 11 给她，答应她每个月有 1300 元的零花钱。
彭可欣第一次住院时，隔壁床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一到晚上十二点，老人就在睡梦中坐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新来的病人都被吓醒了。
图源：视觉中国
在医院的日子，主要就是输液、翻手机、然后睡觉。白天，护工表姐陪着她，两人有时一起到附近的美食街逛逛。在表姐的印象里，彭可欣一直都是乖小孩，舅妈请她帮忙时，她以为就是个简单的病。到了医院，发现表妹只有在注射药物后，才像个正常小孩一样说说笑笑，一到晚上，药效过去，就吵着要拿刀，发疯似的想往外冲，旁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妈妈每天下班后，去医院陪她，晚上一起挤在病床上。十点病房就熄灯了，她拿着手机，和外面的朋友维持着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