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伊始到今天，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全人类的关注。疫情应对里的“众生相”也向全球教育界抛出问题——在灾难面前，我们该培养什么样的拔尖人才？智能的单一维度考量是否依然是培养的重心？是什么因素促成一些拔尖人才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改善他人生活的社会福祉事业中？现有的拔尖人才项目能否影响未来领导者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将社会资本的增益置于更高的价值尺度上？
对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和追问，直指拔尖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面向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拔尖人才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这些素养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驱动拔尖人才将个体的卓越能力转化为提升社会资本的行动？学校教育如何影响和发展拔尖人才的这些素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探讨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价值论，厘清拔尖人才培养的未来走向具有指导作用。
出众的认知能力不足以定义拔尖人才
何谓“拔尖人才”？学者福尔曼和维拉纽瓦曾假设一种情境，在瘟疫肆虐英国时，如果牛顿不是回到乡村庄园开展科学研究，而是把卓越的天赋用在剥削剑桥市民上，在疫情中获利，那还能称他为天才吗？这一设想的核心关涉到出众的认知能力是否足以定义拔尖人才的问题。
学者斯滕伯格认为，智能不足以界定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要素应是拔尖人才的重要内涵。他曾明确指出，从当前全球日益严重的冲突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智商的持续提升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那些缺少这些社会责任的个体，尽管天资卓拔，也难堪国家和社会的大任，因而不能成为理想的拔尖人才。突出的智力和才能只是拔尖人才的必要条件，但其最终是否成为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拔尖人才，还取决于其对他人和社会所履行的责任。
全球化时代提升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是应对危机的必由之路
虽然在跨文化视角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拔尖人才所推崇的特质不尽相同，但社会责任感始终是共同的选择。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经济和文化群体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也放大了他们的差异，从而在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张力场域中产生动态的紧张关系。而技术创新在生物科学和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催生了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实质性进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不一而足的差异、紧张和冲突。这些不平等、冲突和排斥迫切需要拔尖人才来缓解，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特质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培育和增强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对于解决全球范围内困扰人类的重大难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规范性目标。即使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各国也普遍认为，拔尖人才教育应当促进未来领导者提高对共同利益和社会资本的关注，使其成为影响未来范式转换的创造型生产者。
高校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应重视拔尖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培养
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指出，大学在引导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上有特殊的地位和机会。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夏普罗也认为，拔尖学生未来可能成为各行业的领导者，他们的道德发展将影响公共和私人生活的众多方面，因此，关注并引导学生的道德发展应当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大学应开设相关教育课程，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社会责任品质。
世界范围内众多顶尖研究型大学也正在履行这一使命。聚焦于哈佛最卓越的本科生教育部门——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期待学生发掘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评估其价值和兴趣，学习为世界服务，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有希望的世界而努力。全球顶尖高校的荣誉教育项目也普遍注重学生批判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全球公民意识的培养。美国的“道德教育”，英国高校的“绅士教育”，日本高校的“国民教育”都体现出大学在拔尖人才培养上知识传授与社会责任感养成并重的目标取向。我国的一些高校亦是如此，如清华大学校训中的“厚德载物”正勉励学生“以博大之襟怀，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以宽厚的道德，担负起历史重任”。
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过程应是个人道德与文化道德的统筹整合
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各自拥有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18世纪以降，个性解放的浪潮形成了以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教育哲学，将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旨归，强调教育要遵循人成长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理想人格的养成。社会本位者则认为，人由社会塑造，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也在社会中得到彰显，教育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求。孔德抹去了人的个体性，而仅留下类特性，认为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人类才存在。凯兴斯泰纳的社会实在论则激进地认为，国民学校教育根本且唯一的目标就是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纳托尔普亦称个人只是教育的原料，不可能成为教育的目的。
两种相悖的观念落实到拔尖人才领域，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特曼的表现成就导向和霍林沃思的社会情感导向的分野：一种关注人才的社会贡献，另一种关注人向全面和良善方向发展。然而，晚近的观点认为拔尖人才培养的社会导向与个人导向之间存在调和，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存在一个联结的焦点——社会责任感。
学者着眼于拔尖人才的选拔和教育过程，指出了一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优秀人才应该共同具有的品质和能力：智能、创造力、对事业的热爱、对家国命运的责任与担当。好的行业领袖应该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承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责任；拔尖人才不仅需要有精深的专业能力和技巧，更需要创造社会价值。如果没有这种意愿和洞察社会发展前景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只能被称作先进的机器，却不能被称作真正的拔尖人才。只有当个性化的私人目标与被置于社会与历史广阔空间的宏大目标被“社会责任力”所统领，具有卓越才能的人才能被社会文化环境所广泛接受承认为“拔尖人才”。
社会责任感何以统领宏观和微观视域下的拔尖人才内涵？弗里曼指出，道德与天赋有着双重的联系，其一是文化道德，它意味着日常的社会期望；其二是关于拔尖人才的个人道德。
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看，拔尖人才应该具备一种“天然善”。大众一般相信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存在相关性，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论点认为，我们之所以对拔尖人才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抱有更高的期待，重要因素源于相信智能本身与道德敏感性和亲社会行为有关。
国外众多研究认为认知能力突出的个体具有崇高的理想，并且对自身在改善世界的困境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有责任感认知。由于天赋异禀者大多具有出众的认知能力、抽象思维、洞察力以及对后果的预判能力，他们的道德能力往往超出单纯考虑道德问题的范畴，而通常能够产生道德行为。他们在人生早期就表达出对社会的关注，拥有同理心和减轻他人痛苦的愿望，以及采取坚定的道德立场和按照一定原则行事的能力。有鉴于此，拔尖人才应该天然具备一种善，超越个人私德来到社会公域，让人们愿意将自身优势上的资本转化为社会福祉的整体资本。
从文化道德的角度讲，社会与文化结构期待拔尖人才拥有符合社会公序的“约定善”。天赋和才能的概念都不是在文化真空中发挥作用的，不同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天赋的识别。哪些能力可以被认为是有天赋的、哪些人能够被视为拔尖人才的命题，其答案不仅是由教育者决定的，更来自所处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从社会福祉出发，培养社会责任感无疑对拔尖人才的教育至关重要。因为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社会要求有才华的人们拥有相应的良知道义，因为当有能力的人们开始试图从事破坏活动，他们造成的灾难性毁灭后果远比资质平平的朋辈可怕得多。因此，从个人道德出发的天然良善，已经成长为现代社会中约定的公序良俗。
个人私域中的天然德行与社会公域中的约定期待相统一，使社会责任感成为拔尖人才身上占据统领地位的核心要素而区别于其他特质。这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辩证统一的关系，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的生命追求。《论语》中，孔子在答子路问君子时曾言，“修己以敬”，再答“修己以安人”，最后“修己以安百姓”。梅贻琦在《大学一解》将其阐述为，“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诚如谢维和教授所指出的“个人的修行本身具有内在的公共性，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所在”。
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路径
（一）寻求社会维度和个体内在维度的平衡
相比于大多数学生，拔尖人才拥有更强的自我实现意识，同时也被国家和社会赋予了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