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18信息来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的邀请，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于2017年1月2日至16日访问北京大学。作为文研院的特邀教授，包弼德在访问期间主讲了“高等教育中的数字人文”“传记与著述：12至17世纪婺州地区士人社会与意识的形成”讲座，并作为重要嘉宾参与了“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师说，我与宋史”“流水曲觞：北京地区宋辽金史学者座谈会”等学术论坛。

包弼德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198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1997—2002年任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现任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地理分析中心主任等职。他致力于唐宋思想史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其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及《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均被译成中文出版。后者还为他赢得了哈佛大学2009年度卡波特奖(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2015年，包弼德教授获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度荣誉地理学家称号。历史学家出身的包弼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而且在数字化教育方面也有出色的贡献。作为哈佛大学负责教学创新的副教务长，他在推广地理分析的教学与研究和在线教学方面的成果令人瞩目。2005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起全校范围的讨论，最终创办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并出任首届主任。他主持哈佛大型在线公开课项目(HarvardX)，并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CHGIS)项目主任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项目主任等职。

1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十七期“变迁时代的国学研究”在静园二院举行。会议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包弼德教授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和李四龙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等参与讨论。

包弼德教授说，他对中国思想史的变迁、包括当代的“国学热”很感兴趣，希望在相关方面与各位学者展开交流。回溯历史，汉唐时期的士人学者是朝廷的一部分，而宋朝的士人学者则重视自己的独立性，与朝廷保持了一定距离。到了20世纪，国家制度的范围日渐扩大，国家权力对个人、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国学者过分采信了18-19世纪德国学者对“东洋”的看法来理解世界，认为中国没有历史，这是很可悲的。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提出“复兴中华文明伟大文化”，即开始认为国学、儒学是有意义的。包弼德教授继而提出了几个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学者们对国学有何看法？“国学”和“儒学”是否一样？现在的“国学”和20世纪初的“国学”是否是同一回事？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将“国学”与“西学”视为一组对立项，那么“西学”又是什么？陈来教授谈到了他所亲历的发端于1990年代、以北大为中心的“国学”研究的学术史，以及他对国学的理解。高全喜教授认为，当下的国学是包裹着传统外衣的现代性的、新的东西。干春松教授将近几年国学热的产生视为对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人民对国家信心增长的一个呼应。李四龙教授谈到了他的研究方向，即佛学和域外研究与国学的关系。唐文明教授紧紧围绕包弼德教授的几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陆扬教授表示，知识界和民间的国学热并不互相隔绝，而存在本质上的联系。

1月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十八期“师说，我与宋史”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老师主持，包弼德教授、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伊佩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邓小南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就怎样读书、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陆扬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罗祎楠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全德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对于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的问题，四位学者给出了不同回答。伊佩霞教授首先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家族史视角引导下由魏晋隋唐史转向宋史的经历，并提到是宋代学者丰富的学术思想与宋代繁荣的城市生活吸引了自己。包弼德教授也认为自己研究的领域不是仅仅限于宋代，而是跨越8到15世纪“Middle Period”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他还提到自己对宋代的关注源于对当代中国的反思，特别是从唐宋变革这一基本性变迁把握中国历史的特征。包伟民教授坦言最初选择宋史是“被选择的过程”,自己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想过转向江南地域研究。邓小南教授在回忆自己选择宋史过程的同时，强调宋史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一方面，从近代以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宋史研究与这些研究相比不很成体系，一些领域还不够成熟，使当代宋史研究具有较大“再认识”的空间；另一方面，宋史研究者对材料的敏感度、利用程度、开掘程度远远不如先秦、魏晋、隋唐等朝代的学者，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驰骋空间。

随着近年来数据库的建设和普及，宋史学者容易获得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