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2023年毕业季已经临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这是继去年之后，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再次破千万。这其中，更吸引人眼球的是在北京市的28.5万名高校毕业生中，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该数字一经公布，随即触动了当下人们对“学历通胀”的敏感神经。“研究生毕业生的大量输出将抬高就业门槛，学历贬值加速”的话题引发公众热议。

然而，我们能够就此简单地认为，北京输出了过多的研究生毕业生，或者我国的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张过快吗？

北京本研“倒挂”不稀奇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北京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全国。

作为我国教育和科技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北京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数量冠绝全国。从教育部近年公布的数据看，北京地区硕士研究生招生量占到了全国的近10%，博士研究生招生量更是占到了全国的20%以上，北京地区研究生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在全国的占比也与上述比值大体一致。

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在上述各项数值上难以望其项背，西部某些省份每年的硕博士招生数和毕业生数甚至不及北京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因此，作为教育高地的北京，其高校毕业生数量呈现本研“倒挂”现象并不能说明全国研究生毕业生已经“过剩”。

事实上，早在2020年，北京地区研究生招生数量便已超过本科生，且之后有逐年拉开差距的趋势。因此，就北京地区而言，今年研究生毕业生数超过本科生不足为奇，而是大势所趋和一种“定局”。这也符合北京作为国家教育和科技中心的城市定位和建设布局需求。

那么，从全国层面看，情况又如何？

从研究生培养规模看，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在绝对规模上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根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团队的测算，我国研究生教育在2019年便进入了大众化初期。但从相对规模看，我国与欧美国家，甚至临近的韩国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

公开数据显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每千人中的注册研究生数为9人左右，韩国为6人，而我国仅为2.2人。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仍需保持稳步增长。

还需指出的是，我国博士和硕士毕业生比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测算，近10年来，我国博硕毕业生比维持在10%左右，而美国该比值保持在25%左右。因此，研究生群体中的博士生培养规模也许更需扩大。

从就业市场需求端看，也难以得出研究生供大于求的结论。

以企业需求为例，2022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6.9%。而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企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共计约560万，其中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员数量不到42万，占比为7.4%，拥有博士学位的R&D人员仅约4.1万人，占比仅为0.7%，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占比，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可以说，在我国企业中，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层次R&D人员数量缺口仍然较大，然而人才供给端却显得不给力。以与产业界接轨最为紧密的工科为例，目前我国仅有约25%的工科博士毕业生到各类企业就业。而早在1990年，美国就有59%的工科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部门就业。至2020年，该比例更是达到77%。

高层次人才“井喷”具有“溢出效应”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研究生就业市场在供需两侧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在现实中，用人单位“缺人才”和毕业生“就业难”的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在已就业的毕业生中，人职不匹配、过度教育、职业满意度低、跳槽频繁、高离职率等就业质量问题凸显。

因此，学历贬值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突出性短板问题。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发展“卡脖子”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对毕业生就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社会行业需求的相关性，促进研究生高质量就业仍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

根据教育部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我国要在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增量的同时如何提质、走内涵式增长道路，是在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这一大背景下，回头看北京市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