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尚任重道远
（一）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
新的时代，高等教育是国家或地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利器，支撑引领着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高等教育同样是西部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是区域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西部发展攸关强国建设，因此，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既是改善西部民生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
当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化、信息化和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以及国家相关战略的实施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为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提供了新机遇。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培养大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成为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这为西部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信息化和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西部高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一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可助力西部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实现教育教学与管理服务等高校运行各方面的深刻变革和发展。二是信息化时代，教育资源的跨区域、跨境流动日益频繁且方便快捷，这为西部高等教育突破过去面临的资源信息瓶颈制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同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使得西部地区经济活力显著增强，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也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二）当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差距与突出问题
虽然在国家长期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下，西部高等教育在办学基础条件、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均有所改善，在大部分外延性办学资源方面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但是，在事关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性办学要素方面，西部高等教育与东部高等教育仍存在巨大差距。如每百万人口优质学科数量、国家级高等教育和高职高专教学成果奖、校均高被引论文、国家级科技奖、部级人文社科奖、校均专利出售金额、校均技术转让金额、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高层次人才、高被引学者等内涵性办学要素方面，西部高校与东部高校目前的差距在3.06倍至7.70倍之间。具体说来，人力资本禀赋稀缺、人才吸引力差、自我发展能力和开放程度不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始终是西部高等教育可持续、内涵式发展面临的“瓶颈”。这些问题进一步导致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国家战略要求、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与东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任重道远。
一是人力资本稀缺。人力资本是高校形成竞争优势和提升绩效的源泉，是内涵式发展的基础，是高等学校最有价值、最具竞争优势的资产，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但目前在西部地区高校，最能体现高校人力资本实力的教师资源存在学历层次整体偏低、高层次人才数量偏少、教师学术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2018年博士学位教师平均占比方面，东部地区高校达到33%，西部地区高校为20%，除陕西、四川、重庆三省市之外的西部九省区仅15%，不到东部地区高校的一半；高层次人才方面，2013—2017年东部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达4 726人次，而西部地区高校为657人次，西部九省区高校仅132人次；2017年东部地区高校校均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为55.12篇，西部地区高校21.5篇，西部九省区仅9.26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部地区高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差距。不仅如此，西部地区高校教师受“波敦克效应”影响很难融入相关领域学术圈，这极大地制约着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
二是社会资本匮乏。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发展并在社会发展中寻求自身发展方位。但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没有实现与地方发展的深度融合，服务经济社会能力不强，高校社会资源相对比较贫乏。以代表大学服务社会能力的专利出售、技术转让、决策咨询、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等指标的表现来看，西部地区高校，特别是除陕西、四川、重庆之外的西部其他省区高校在适应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有较大差距：2017年东部地区高校校均专利出售金额为153.93万元，而西部地区高校校均仅19.98万元，除陕西、四川、重庆三省市之外的其余西部九省区高校校均仅有区区2.39万元；2017年校均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校均158.52万元，而西部地区高校校均75.46万元，西部九省区高校校均仅3.69万元；2017年校均被采纳的研究与咨询报告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校均4.94篇，西部地区高校校均2.75篇，西九省区高校校均仅0.69篇；2017年校均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方面，东部地区高校校均35.42项，西部地区高校校均20.63项，西九省区高校校均仅6.3项。凡此种种，导致西部地区高校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孤芳自赏的封闭办学状态，社会资本十分贫乏。另外，笔者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2000年以来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测算，（见表1）其中y为GDP的年均增长率，Ce指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Ch指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从中可见，2000年以来，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4.11，远低于东部地区的7.33。
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困境源于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
众所周知，国家大力发展和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相关战略已实施很多年，但西部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仍然“振而不兴”，面临上述诸多问题和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究其根源，传统的路径依赖是阻碍其发展的关键。道格拉斯•诺斯从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两方面论述了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并指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涉及认知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乃至经济（效益）层面。事实上，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也面临着认知性、制度性、技术性的路径依赖，严重制约着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路上看不见的拦路虎。
（一）对“西部身份标签化”的认知性锁定
认知性锁定效应指组织受多种因素影响，针对某一对象形成一种高度趋同、同质性的群体性思维，导致对认知对象的错误性判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西部身份标签化”的认知性锁定。地域标签化是根据不同地域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差异，人为地为某个地区赋予一种固定化特征，而对地域特色关注不够，忽略了地域之间的差异化和个性化，久而久之，公众会形成对该地区的刻板印象。东部、中部和西部本来是对我国版图的地理区划，西部是其中一个地理区位，包括12个省市和自治区。东中西不同区域因历史基础、地理条件等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存在差异。但人们往往基于这种发展差异，将东部、西部固化为一种发展定位，认为凡是东部的就是先进的，凡是西部的就是落后的，“西部”这一地理区位被标签化，成为落后和艰苦的代名词。西部高等教育，是西部区域范围内的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活动的总称。但是，受西部地域标签化的认知束缚，人们往往将“西部高等教育”也标签化，并将“西部”这一地理区位作为解释西部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西部在争取国家政策扶持和资源投入时，也往往有意无意中强化其自然区位，强调西部自然环境差、经济欠发达，将“西部”作为“悲情牌”去争取国家扶持，并不断将其固化为“等靠要”的基本理由。
目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中对“西部”身份的认知已呈现出锁定效应：人们习惯强调“外归因”而不是“内归因”，对西部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缓慢或未实现振兴的状况，认为理所当然、无能为力、习惯依赖。需要警惕的是，地域标签化会使人们固化对不同地域的刻板印象，并可能形成地域歧视问题。同时，地域标签化还会使该地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向“标签”所指的方向逐渐发展。对西部身份标签化的认知长期存在且不断强化，事实上已经造成了这种结果，正如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不发达和落后是一种心理状态，目前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西部即落后”的群体性思维和行为定势。这种认知上的锁定具有极大危害性，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认知性锁定的投射。并且，由于对西部身份标签化的认知性锁定属于观念层面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相比，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更具保守性和历史积淀性，其“惰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并长久发挥作用，抑制西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愿望和能力。
（二）对“输血式扶持”的制度性锁定
为推进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我国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从2001年教育部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2010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到2012年全面启动实施“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再到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继续将“振兴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上述一系列扶持性政策和照顾性资源投入下，中西部高等教育确实收到了收益递增的制度绩效，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但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资金、项目等资源投入和照顾性政策扶持，忽视了对西部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和软环境建设。这种扶持模式属于输血式扶持。在输血式扶持下，西部高等教育对政策红利的路径依赖不断加强，西部高等教育现有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发展依赖于政府输血式扶持，寄希望于政府的特殊待遇，仍然没有走出“等靠要”的案臼。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目前实际上存在对政府“输血式”扶持的制度性锁定效应。制度性锁定效应指以支持发展为目标的政府行为介入，往往形成政府与企业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行政系统”，左右发展方向，使发展可能偏离按市场机制进行自我更新与转型的轨迹。从长远来看，这种输血式扶持不利于西部地区内部发展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因为随着长期的、显见的资源获得，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西部高等教育对输血式扶持的路径依赖日益增强，其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长期、稳定的政府资源投入，西部地区高校到财政之外主动寻求社会资源、赢得发展空间的动力不足，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逐渐消解，自我发展能力欠缺。长期的发展依赖又不断坐实了西部高等教育“被扶持者”的角色，为传统输血式扶持的延续提供了机会，进而陷入“西部地区高校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府全权负责的输血式扶持—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进一步受限”的恶性循环。
究其根源，自初始制度确定开始，制度的演变路径便已基本明确，而后的发展仅是在最初选择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自我强化。西部高等教育最初就是受政府输血式扶持发展的，政府始终扮演着“家长”角色，既是资源的投资者与分配者，又是管理者与监督者。由于对这种初始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政府主导”的输血式扶持至今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输血式扶持”制度的长期履行为西部高等教育带来了短期收益且形成了一种适应性心理，要改变西部地区高校在原有制度框架下逐渐形成的“获利习惯”以适应新的制度行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对“依附式发展路径”的技术性锁定
菲利普•G•阿特巴赫在分析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教育依附理论。其中指出：关于“中心-边缘”的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同一区域或大学组织的内部。事实上，我国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存在“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且作为边缘的西部地区高校对在中心的东部高校存在心理上和模式上的依附性：西部高等教育会有意无意中以东部高等教育为标杆，通过借鉴和移植东部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运行结构、课程教学方式、管理方式等，学习和模仿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技术性锁定效应：西部高等教育将自身的发展路径锁定在东部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上，依附于东部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却忽视了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被遮蔽，没有建立起扎根于本土、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
西部高等教育将发展锁定在东部高等教育所设定的技术、制度发展路径之中，最终导致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大学办学定位、目标等趋同，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固化。并且，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西部高等教育对发达地区的依附程度实际在不断加强，东西部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实则成为“输出”和“输入”凝滞的单向关系。其中，东部地区是高等教育模式、知识生产模式、科技发展模式、教育改革实践经验等的输出者，而西部高等教育则是输入者，且在不断输入的过程中依附程度越来越高，长期跟跑形成的“东部经验”正在以某种方式束缚西部高等教育的思维方式。
究其根源，正如诺斯指出，与制度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具有保持制度持续下去的推动力。因为这种利益集团与现有制度是共存共荣的，而且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促使制度变迁保持原有的惯性、按原有的方向持续下去。由于新的发展模式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再加上新的发展模式重建过程中的不稳定性，西部地区高校等利益主体考虑到新模式推行过程中的预期落空，可能会阻碍发展模式创新。因此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中往往缺乏摆脱依附的意愿和能力，并不热心于发展模式的创新和主动探索，而是习惯沿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机制规避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此来降低创新的可能风险和成本。
三、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亟待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伴随着上述认知性锁定、制度性锁定、技术性锁定，振兴西部高等教育最终会形成结构性锁定，即获得先发优势的东部高等教育通过循环累计不断积累优势，而西部高等教育中的高层次师资等稀缺资源会被吸引流向东部地区高校，进而导致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也会导致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加大。总之，新的时期，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首先需要尽快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破解上述由非良性路径依赖导致的对传统发展模式的锁定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深入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着力增强中西部高校自我‘造血’功能，整体提升中西部高校办学水平。”这事实上已经回答了西部高等教育如何振兴的问题，即要着力增强自我“造血”功能，转变跟随复制发展模式，充分彰显西部高校特色优势。
（一）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首先要更新观念、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是摆脱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中路径依赖问题的关键。陈宝生指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思路从解放思想中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把创新作为我们振兴的核心措施、作为振兴的精髓。最大的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奋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当前，我国要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必须首先破除旧的思维惯性，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1. 打破长期以来关于“西部身份”的认知束缚和思维定势。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西部地区高校，都要正视并破除“西部”身份标签化的认知性锁定，冲破思想束缚，重新认识到西部高等教育中的“西部”不是固化身份和无法超越的发展定位，不能因为西部的特殊性而规避改革。
2. 明确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意义。要切实增强战略意识，站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从全局和整体上看待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将解决西部发展中的问题与国家战略、国际科技前沿相对接。
3. 增强振兴西部高等教育的奋斗意识和创新意识。正如陈宝生所言，“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奋斗。要落实好、书写好教育奋进之笔，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靠奋斗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这就要求西部地区高校摒弃“在西部言西部”“等靠要”的观念，坚定西部高等教育一定能够振兴的信心和决心。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本就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发国家或地区不断追赶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只要不断培育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发挥后发优势，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完全是有可能的。
（二）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特色发展
差异化发展是各国（地区）高等教育应对国际竞争时所采取的主要战略。随着“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建立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引导高校特色发展，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已成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落实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战略的关键也在因地制宜、特色发展。陈宝生指出，“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各打各的优势仗、各走各的特色路。要把中央精神和本地、本校实际相结合，系统做好发展思路的顶层设计。”“力量从特色中来。振兴得有力量，力量的突出表现就在核心竞争力。要抓特色，靠特色兴校、靠特色增强核心竞争力。要把特色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面旗帜、越鲜明越好。”西部高等教育只有挖掘并利用好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才可能摆脱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依附性发展模式。
1. 强化学科特色。受经济实力制约，西部高等教育无法像东部高等教育一样走规模化、资本集中化的发展道路。新的时期，西部高校的发展关键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集中资源和精力，主动挖掘、利用本土资源，通过因地因校制宜，明确发展定位，努力打造优势学科和特色领域。在自然资源的分布上，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地貌、生态以及文化积淀，是西部高等教育拥有的“富矿”。西部地区高校应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这类自然禀赋,进一步把地域特色转换为科研优势，在这些领域形成一批领先世界、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解决一系列西部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前沿方面的问题。
2. 突出区域急需和应用服务。西部高校应扎根西部、放眼全球，面向地方需求，服务发展，全面提高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撑服务能力：高校要处理好学校自身发展和区域经济振兴的关系，以贡献求支持，在服务中获取资源；应重视与西部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建设；重视区域支柱产业、特色行业等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加强应用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值得高兴的是，部分西部地区高校已注意到这一点，如兰州大学，多年来始终秉承“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聚焦建设“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扎根西部、服务民生、特色兴校、培育英才，积极探索在欠发达地区办高水平大学的道路且卓有成效。
3. 建立分类、多元的高等教育发展评价标准。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遵循粗放式发展路径，追求大规模，追求学科专业大而全的综合化发展，并以此为评判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抹杀了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和特色。事实上，衡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尤其应该考察高等教育与所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而不是仅仅关注高等教育规模、办学条件等。未来尤其应强调以整体的、长远的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以高等教育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来衡量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如此才能鼓励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因地制宜、特色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支撑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亟待精准扶持、输造结合
陈宝生指出，“中西部教育振兴、高校的发展，应新应革的事情很多，面临的困难比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