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莫非对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于命运，充满了一种嘲弄与质疑。在小说的开篇，主人公莫非说：
我盘算以四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然后回来为祖国效力。我不会乐不思蜀，莫非不是那种人，天地良心，知道我出去学什么吗？学教育，祖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迫切需要人材。……我是个无罪的人。……无罪，至少是这样。
我盘算以四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然后回来为祖国效力。我不会乐不思蜀，莫非不是那种人，天地良心，知道我出去学什么吗？学教育，祖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迫切需要人材。……我是个无罪的人。……无罪，至少是这样。
小说中的主人公对于惨遭车祸造成终生高位截瘫这一事件充满了愤怒，他不知道该把这“灾祸”归咎于谁。自己是“无罪的”，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他对命运、对“上帝”充满了愤怒与无奈。尘世的价值、梦想，一夜之间粉碎无疑：出国留学啦，回来报效祖国啦，娶妻生子啦，所有这些，瞬间灰飞烟灭。要说错误，仅仅是不早不晚，骑车压到了一只茄子，因此遭遇了车祸──多么荒谬！
《宿命》的主人公莫非是一个“对抗者”，他对抗的是那看似不公的命运，或者说，是上帝。我们可以说，《宿命》中的莫非代表了作者史铁生精神世界的一个面向：他对自身的命运遭遇感到愤怒、困惑，他不知道该把这一切归罪于谁。他对世界的质疑与思考是从这里开始的。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的主人公“A”也是一个“对抗者”，但是他与《宿命》中的莫非有所不同，他的敌人不是上帝，而是我们每个人生存的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难以沟通，内心真诚的爱无处投放。
仔细对照《酗酒者莫非》的主人公莫非与《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的主人公“A”，我们发现，莫非正是“A”，或者说，莫非是那个代表了史铁生精神世界另一面向的“A”。在这里，史铁生超越了个人命运的悲剧，他关注到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关注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谎言”与“分裂”。正因如此，史铁生超越了他自己。
《酗酒者莫非》中的主人公成为了一个酒鬼，不是因为车祸，不是因为截瘫，而是因为他不认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中的“虚伪”和“谎言”。
《酗酒者莫非》，钱程摄影
导演陆帕非常严格地探寻着《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主人公的心理历程，试图去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思想轨迹，去触摸史铁生的精神世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陆帕是非常尊重史铁生的。
表面上看，莫非是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他整日酗酒，失去了工作，离了婚，失去了心爱的女人杨花，连他的家人都拒绝他。
他为什么会酗酒？他在与谁对抗？
在酗酒者与老警察的一场戏中，他谈起自己的父亲，对其充满愤怒与不满：莫非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在舞台上，他总是演一些皇帝、将军，或者是领袖人物，演得出神入化。而在生活中，父亲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口口声声“谦虚”“谨慎”“群众才是了不起的”，等等。在莫非的眼中，父亲是一个伪君子，他之所以在舞台上可以演得惟妙惟肖，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帝王”，这才是他的本质，他希望所有人都恭维他，服从他。
莫非的母亲，则成了唯唯诺诺的“皇帝”的追随者，天天为“皇帝”唱颂歌。在这里，人人都恨“皇帝”而又不敢说真话。酗酒者莫非，则是唯一一个讲了真话的人，因为讲了真话而被放逐。
醉酒后的莫非在舞台上呼喊：“用不着他妈的演戏！……什么是爱？爱就是不演戏！”
莫非所对抗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那个虚伪、专制的父亲，而躲在父亲背后的，就是这个现存世界的秩序！
莫非的家庭状况，是一个隐喻，它揭示出中国社会体制的虚伪，揭示出当代中国人普遍的精神处境。
舞台上的莫非，是一个中国式的“哈姆雷特”，是一个以酗酒进行反抗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躲在疯狂的背后，借着疯狂，反抗那个杀父者，反抗那个冒充为王者；王学兵扮演的莫非，则躲在酒精的背后，借着醉酒后的胡言乱语，讲出了他内心的痛苦与真诚。这一反抗，既是体制性的，也是个人的；既针对体制，也针对那阻隔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无形的“墙”。
当王学兵扮演的莫非，与他的爱人杨花躺在倾斜的床上，舞台大屏幕上，投影出两个人痛苦而疲惫的面容，莫非向爱人低语：“天啊，我好多了，它变成了某种善，我心里的黑暗和邪恶曾缠上了我的身体……现在和泪水一起从它那里流出的却是善。……杨花儿，你接受我的泪，接受我的善……只有这样你才能救我……”这时候，坐在台下的我们，被深深打动。我们听到的，是酗酒者莫非的内心忏悔，同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忏悔。一个酗酒者的无力呻吟，突然具有了力量。
陆帕仅仅截取了《我与地坛》中，“我”与母亲的关系，并且植入到《酗酒者莫非》中。在《我与地坛》中，“我”和母亲的冲突在于：母亲担心“我”自杀，因此对“我”一个人去公园总是紧盯劝阻，怕有一天“我”会想不开出事。在陆帕的戏中，莫非与母亲的矛盾焦点有了改变，母子之间的冲突并非母亲担心儿子会自杀，而是聚焦于莫非对父亲的反抗；莫非执意陷入孤独，而母亲想要把他拉回到现实。
母亲这条路……是个死胡同。
莫非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一个死胡同！
母亲这是一个死胡同。
莫非我不能再想这个了。
母亲想什么？
莫非我不能再想这个了。
母亲那就别想了。
莫非（大声）对！对！你从我的父亲那儿学会了谦卑和放弃，那个狗日的皇帝。
母亲你这么说你的父亲……你太不孝顺了。
母亲这条路……是个死胡同。
莫非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一个死胡同！
母亲这是一个死胡同。
莫非我不能再想这个了。
母亲想什么？
莫非我不能再想这个了。
母亲那就别想了。
莫非（大声）对！对！你从我的父亲那儿学会了谦卑和放弃，那个狗日的皇帝。
母亲你这么说你的父亲……你太不孝顺了。
母子之间，尽管相爱，却彼此不能够理解，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墙。在莫非看来，母亲对于父亲的维护，毫无道理，甚至，是一种怯懦。
这堵墙，不仅仅存在于母子之间，也存在于莫非与爱人杨花之间。莫非深爱着杨花，但是，杨花却无法忍受他的酗酒，他的无所事事，最终选择了离婚。
莫非之所以成为一个酗酒者，成为一个社会边缘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不认同这个以“父亲”为代表的现存世界，他想要撕掉“皇帝的新衣”，他要说出真相，他自觉地成为了一个“对抗者”，酒精，只是他超越现存世界秩序的一个通道。
然而，悲哀的是，酗酒者莫非通过酒精，并未通向天堂，他偶然路遇的卡里忒斯三女神俨然是三个“问题少女”，将他带入的并不是“真善美”的神殿，而是感官刺激的魔窟。
在史铁生《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的文本中，酗酒者“A”在“白日梦游”中遇到的是一群纯洁如天使的少年宫跳舞女孩，而陆帕导演对此进行了改写。不得不承认，陆帕的改写非常有说服力，使得酗酒者的悲剧更为内在，因此，也更具启发意义。
陆帕的另一个重要改写，在于引入了一个新的人物：来自Oland（虚构的国度）的一个女记者。这个女人，因为失恋的痛苦，来到中国，偶然在公园中遇到了酗酒者莫非。两个完全的陌生人，借助糟糕的英语，竟然在短时间内达成了精神的沟通。这是两个生活的失意者，两颗孤独的心灵，在寻求爱的道路上，他们彼此给予了对方最高的理解和安慰。
《酗酒者莫非》，赵天阳摄影
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却是：亲情的疏离，爱人之间的隔膜，人与人之间的那堵“厚厚的墙”。因此酗酒者莫非才带着他所有的真诚呼喊：“让这些墙全都消失吧，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们都是一样的了。……这样他们就能从一颗心里走到所有的心里去了！”
陆帕来自波兰，他坦白地承认，对于中国文化，他是不够了解的，因此，他才需要引入“女记者”这样一个人物。陆帕通过女记者这一个载体，进入了酗酒者莫非的精神世界，进入了史铁生在《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所建构的心灵世界，为我们呈现出现代人（不仅仅是中国人）分裂的情感与内心，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戏的视觉影像：狭窄的胡同中，主演王学兵那乱糟糟的头发，他惊恐的面容；环形的大屏幕上投影出一块光秃秃的工地，有骑车的人不时经过，远处是高高耸立的呆板的高层住宅──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司空见惯的画面；荒芜的、野草丛生的小公园，莫非坐着轮椅躲藏在草丛中；杂乱的堆满婚纱、佛像、沙发，辨不清天堂抑或地狱的洞窟；墙壁斑驳、陈设简陋的莫非的居室；夜晚的城市高楼被黑色、涌动的海水所包围；大屏幕上晃动的一个个陌生、惊恐的头像……所有这些视觉意象，共同勾画出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
陆帕并非一个悲观主义者，循着剧中人莫非孤独的内心，陆帕进入到史铁生的精神世界，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爱，呼唤着真诚，祈盼着心灵救赎的可能性。在第三幕，陆帕对史铁生的原著稍作改动，将兄弟二人的见面，改成了兄妹的重逢。当年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行动迟缓的老妇人，她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在人生暮年，突然见到了已逝的哥哥，这时候，她问出了一个折磨了她许久，让她几近绝望的问题：爱情是什么？它在哪儿？王学兵饰演的哥哥企图去安慰妹妹，告诉她，爱情一定是有的。但是他自己本身就经历了婚姻的失败，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失败者”“酒鬼”，他知道自己的安慰是无力的，最后，他只好向自己的父母乞求：爸爸，妈妈，你们真的相爱吗？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吗？我只求你们一件事，不要让我出生，千万不要在没有爱情的时间里把我生出来！
这段戏把整个演出推向了高潮：舞台上主人公的命运，似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婚姻是由爱情维系着的？
正是这种对于爱的救赎的呼唤，使得《酗酒者莫非》真正承载了史铁生作品的精神内涵，使得这部舞台作品，成为了一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杰作！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7年9月总第二十一期）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转载合作请联系后台）
作者简介
彭涛：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