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衡《西京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Pelliot chinois 2528）

20世纪上半段尽管受到五四的影响，但《文选》学研究仍然在艰难的困境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周贞亮、骆鸿凯教授更是将这一门传统学问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5］。由于周著是讲义，影响没有骆鸿凯大，但二人都从《文选》学的理论化着眼，对《文选》学的基本问题作了理论阐发。比如周贞亮《文选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章，首列《导言》，以下依次是《文选学起源》《文选之意义》《文选之封域》《文选之篇体》《文选之纂次》《文选作者之时代与地域》《文选学之成立》《自隋迄明研究文选学者之成就》《清代文选学者对于文选之贡献》《文选之刊刻及评骘》；下编三章，依次是《读文选之豫备》《文选之观察法》《文选之读法》。此书对《文选》学编纂、《文选》学史等都作了深入讨论。尤其是对《文选》的版本专门设章节讨论，这在现代《文选》学史上是先于日本的斯波六郎的。骆鸿凯《文选学》一书，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余论等十个专题，及“文选分体研究举例”“文选专家研究举例”等附录，就《文选》学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所以学术界对其评价为“第一次从整体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评介，作者不仅对《文选》自身的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有独到的见解，还对如何研读《文选》指出了门径”，因此认为它是“新选学”的开山之作。［6］周贞亮、骆鸿凯二书的出版大致在同一时期，二人在现代《文选》学史上都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具体论述和比较，可以参考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应该说不仅是周贞亮、骆鸿凯这两部专著，事实上，20世纪学人自觉以专题论文形式展开的《文选》学研究，都开辟了“新选学”局面。比如关于《文选》的体例、编者等属于后来所称“新选学”内容的探讨，也有所进行。较有影响的如1946年朱自清在《国学季刊》6卷4期发表的《〈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分析“沈思”和“翰藻”的含义及当时使用的情况，指出它作为《文选》收录标准的实际内容。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发表于1949年《国文月刊》76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文选》并非萧统一人编纂，而是在东宫学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其次，作者还对《文选》的编纂时期作了大致的推定，认为当在普通三年（522）至普通七年（526）之间。这些观点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它直接开启了“新选学”的研究课题。

▲ 《文选音》（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Pelliot chinois 2833）

20世纪《文选》学研究还在版本研究上开创了新局面，主要是当时新发现的《文选》写抄本如敦煌写本中的《文选》残卷，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唐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抄写的《西京赋》和《文选注》《文选音》等。《西京赋》残卷是李善注本，1917年罗振玉将其影印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所以很被学术界关注并利用。《文选音》发现后立刻被音韵学界视为珍贵材料，周祖谟先生对其作了比较精深的研究，它的价值也为学者们所认识。这批写抄本的发现，对研究萧统《文选》原貌以及《文选》写抄本与刻本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因为写抄本的出现，对中国学术界认识早期文献的文体特征和流传中的变异，提供了新材料，并由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除了敦煌发现的写抄本外，日本所藏《文选》早期写抄本，更是给新《文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来源。日本所藏写抄本，重要的如《文选集注》、古钞白文残二十一卷本、观智院藏卷第二十六以及九条家本、三条家本等。《文选集注》藏日本金泽称名寺，清末董康首先发现，并报告日本政府，而被列为国宝。自发现之后，《文选集注》引起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注意，并开始研究和使用。如罗振玉先于1918年影写了十六卷［7］，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罗氏影印本并不完全，而且所印各卷也多有脱漏。1935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又以《影旧钞本》名义印了二十四卷，1942年完成，是比较完全的印本，但也仍然有遗漏，如现存于中国境内的几种残卷就没有影印进去（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曹子建《求自试表》二十二行、藏天津图书馆的卷四十八残卷）等。总起来说，20世纪上半期中日学者主要对《文选集注》作了整理和影印，还没有来得及开展研究。不过对《文选集注》的文献价值，中日学者都给予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中国学者黄侃、高步瀛、傅增湘等都利用以校勘《文选》［8］，成绩卓著。

▲ 日本广岛大学藏九条本《文选》

《文选》学全面进入新兴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发起召开了首届《文选》学研究国际研讨会，从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选》学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对这个新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新选学”概念，以来与传统《选》学作区分。新选学本来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博士在《新的文选学》中所提，以后由于清水凯夫教授的有意识研究，使得这一概念形成了有风格、有方法的研究派别，并逐渐在当代《文选》学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清水凯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及“新文选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学者许逸民先生曾归纳为六个方面，即：①《文选》的编者；②《文选》的选录标准；③《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④沈约声律论；⑤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⑥对《文选》的评价。［9］不过，对这一概括，清水凯夫并不完全同意，他重申他的“新文选学”有四大课题。第一课题，无论如何也是传统“选学”完全缺乏的《文选》真相的探明。这一大课题，仅个别地澄清各个问题，是终究不能解决的。只有在以下诸课题分别澄清后，才能使用有机地综合分析考察的方法求得其结果。第二个课题，是弄清如下先行理论对《文选》的影响关系，这一课题自然也应该与第一课题联系起来考察的。第三个重大课题是弄清各个时代对《文选》接受、评价的变迁。换言之，即扩充和充实历来所说的“文选学史”。第四个课题，是使传统“选学”已进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充实，那就是彻底地探讨版本、训诂学的历史，补上欠缺的部分。从清水凯夫本人阐述的“新选学”内容看，比较许逸民的总结又扩大了许多。这个差别主要是因为许氏是根据清水凯夫已经做过的工作而言，而清水凯夫的重新认定，则包括了许多未来的计划。从清水凯夫第四个课题的认定看，他已经将传统“选学”的版本、训诂等内容也引入了“新选学”。

▲ 《神田喜一郎全集》

清水凯夫教授四个课题的认定，已明显与神田喜一郎博士当初所提出的“新选学”有了区别。在神田博士那里，“新文选学”既不包括各种译注本，也不包括斯波六郎博士的版本研究。如果按照清水教授的认定，那么“新文选学”在日本实际上并非从60年代才开始，而应该从斯波六郎博士的研究工作开始算起了（斯波六郎博士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五十年代，但其研究却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这样一来，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斯波六郎博士的研究也属于“新选学”内容的话，那么传统“选学”的版本研究（如胡克家等人的工作）如何看待呢?事实上“新选学”刚提出的时候，其基本内容正如许逸民所总结的一样，清水凯夫的既成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随着清水凯夫本人的思考成熟，以及中日两国学者的批评而陆续增加了如清水教授后来所说的第三、四两课题内容。

▲ 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从“新选学”提倡者所指出的内容看，虽然这个提法发生在日本，但实际上20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如前述骆鸿凯、何融等人的研究，已开始在先。自50年代以来，关于《文选》编者、选录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更得到了加强。比较有影响的如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10］、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11］、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12］等。总的说来，80年代之前，中国的《文选》研究还处于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状态，8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由北京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等多单位联合所作的《文选译注》似乎是一个标志，而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表明中国《文选》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此之后，又分别在长春、郑州召开了两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表明中国《文选》研究已经国际化，而且进入了规范的、有系统的研究状态。就当前已经开展的工作来说，如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作的《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文选学论著索引》［13］、四川师范大学屈守元教授《文选导读》［14］、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整理影印的《文选集注》［15］、北京大学傅刚教授《昭明文选研究》［16］《文选版本研究》［17］、四川大学罗国威教授《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18］《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