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后，步入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征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需要科技与人才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在当代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中，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我们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视角深刻认识并推动交叉学科发展在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一、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提升科研原始创新能力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学科交叉的本质在于解释复杂的世界机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可以说，如果不积极加强学科交叉研究，推进交叉学科建设，就难以推动重大科技创新，难以产生颠覆性创新，困扰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也就难以解决。推动学科交叉研究和培育交叉学科，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征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从世界范围看，通过学科交叉建设交叉学科，进而实现科技的突破与创新，是实现原始创新的必由之路。历史地来看，学科的发展是通过不断交叉融合实现发展进步的，但交叉学科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大约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变迁中，交叉学科的发展并不是呈直线、匀速式地变化，而是呈螺旋式发展，既有加速也有停顿，既有高潮也有低谷。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科技革命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科交叉发展的热潮。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学科交叉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当代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已经步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模式难以实现科技创新和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知识生产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呈现出高度综合化的趋势，学科的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广泛发生在各个学科领域。在当今全球较为成熟的５５００多个学科中，近一半具有交叉融合性质。对１９０１－２００８年授予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统计发现，具有交叉学科背景和经历的学者比例不断上升，交叉性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５０％。人类知识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单靠单一学科难以完成，需要多学科学者共同协作，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才可以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重要研究灵感的涌现，重大科研成果的诞生，往往都与学科交叉融合密不可分。从我国科技发展上看，近年来，发展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科技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已经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阶段。到了“并跑”“领跑”这一阶段，我们已经站在世界科技前沿，逐渐缺乏可以借鉴吸收的相关经验与成果，如果要再往前突破，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而学科交叉融合是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

二、提升学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但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若干重大现实问题与挑战；面向２０３５年和２１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我国要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着力破解一系列重大发展难题。我国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一直走和平发展之路，不会像原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依靠侵略、殖民他国实现发展，只会依靠本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依靠科技与教育解决发展难题。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满足现实发展需求，往往都需要集成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实现科技突破。譬如，农学需要通过自然科学内部的学科交叉、吸收整合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面向保障人类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及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解决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瓶颈问题。再如，发展现代中医需要把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理论及人文精神相融合，探索中医药与西医药学并重发展的理念与路径，培养中医药事业的传承者和创新人，探索中医药研究规律。又如，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山东大学方辉教授认为，考古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学科交叉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表示，希望用跨学科的知识解读遍布中华大地的“无字之书”，在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进程中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也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指导，把田野考古和文献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运用各学科知识综合研究考古问题，并坚持教学相长，培养优秀考古人才。由此足见，围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多学科与跨学科阐释是新文科建设的题中之义。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