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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确保中小学教育逐步覆盖外来人口的随迁子女……”。两会期间，流动人口的子女入学问题再度登上热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委员建议，尽快修改《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中的“户籍所在地”改为“居住所在地”。
“留守儿童”教育、随迁子女入学……已讨论持续多年。近年，国家层面也发布有系列政策，不完全统计如下：
制图 吕正音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例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老难题”逐渐取得推进。不过，在超大城市以及新一线城市中，普通务工人员想要落户或者凭居住证让子女入学仍非易事。而恰好是这些城市，有着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
在主要的人口流入地，如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近年，大城市正在推进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制入学。这是非户籍人口也就是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主要途径。
例如：2019年，杭州发布《杭州市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办法》；2020年，苏州印发《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2022年底，广州发布《关于做好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调整了部分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
积分制入学逐渐成为主流，一些大城市已施行三、五年的时间。现有积分制入学，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问题？随迁子女入学还有哪些门槛？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梳理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决定随迁子女是否可入读公办学校的条件，有三道门槛：第一道门槛是有无居住证，第二道门槛是能否办理流动人口积分，第三道门槛是积分值的高低。
每个城市根据教育资源供给水平，在这些门槛的设置上严格程度不一。一些城市还将具体细则的制定下放到各区，由各区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统筹安排。
总的来看，第一道门槛是居住证获取。这看似比较容易，但在一些地区仍存重重阻碍。居住证获取需要租房合同，而群租不一定能有租房合同。大城市市区单独租赁住房价格较高，这变相增高了生活成本。如果租赁靠近城镇的乡镇闲置农民自宅，又存在通勤成本和安全问题，也就降低了子女随迁的可能性。
第二道门槛是是否能纳入积分管理。比如，苏州市纳入本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的基本条件是：在市区范围内（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姑苏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参加社会保险、已办理居住证且连续合法居住一年以上（含一年）。除了居住证的条件，在社保方面，许多在生活性服务业务工的流动人口参保仍有难度。
纳入积分管理之后，第三道门槛是实施积分制入学。例如上海早在2005年就已经有多项措施加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但由于资源有限，还存在居住证积分的门槛。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
进一步看，绝大部分积分制入学的城市，是结合可供学位数量和积分高低的排名，确定入学资格。
例如，据2021年苏州市教育局发布的《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实施细则》，积分入学是根据流动人口参加积分管理累积的分值和当年度公办学校起始年级的可供学位数，及当年各区（片区）积分入学准入排名最低分值标准，分学校按积分由高到低的顺序安排适龄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入学管理办法。
首先可供学位数，是否意味着是户籍人口安排结束后的学位数量？ 其次，父母双方如何获得更高的积分？实际上，这些积分标准仍然偏向高技能、高学历的人才。普遍来讲，是否本科毕业且取得学士学位是一个积分的分水岭。
以上海为例：积分的指标包含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在本市工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年限等指标。具体而言，持证人取得大专（高职）学历，积50分。持证人取得大学本科学历，积60分。而持证人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积90分，比没获得学位的人增加了30分。
一个大专生（包括上音、上戏等顶尖艺术类大专院校）毕业后需要靠缴纳职工社保、专业技术职称等等来填补学历差距带来的分数缺口。
再看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计分标准。个人基本情况积分=文化程度+国家职业资格或者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兵役情况+对口扶贫得分。其中，苏州的文化程度分值分水岭是硕士学位，比上海地区的要求（本科学位作为分值分水岭）还略高一些。
这三道门槛，是否有利于现阶段大城市的发展？
据《中国生活服务业就业指数报告(2022)》，随着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生活服务业中物流快递、居民出行、居民和家庭、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住宿餐饮5大服务领域供需两旺，缺工紧迫度较高。
这些行业对人的技能要求不高、文化要求宽松。流动人口迁入的大城市，基本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或后期，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对生活性服务从业人员的需求明显增加。换言之，大城市发展离不开这部分人群的工作。
上海、苏州等多个大城市的积分制入学，实际上对流动人口的学历、年龄和技术职称等有较高条件，无疑使得上述行业的流动人口子女更加容易成为留守儿童。但如果城市生活性服务业人员短缺、供给过少，也将抬高其他人口获取服务的成本。忽略低技能人口的教育服务需求，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城市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