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高亨先生1953年到山东大学工作后，很快便与《文史哲》建立起密切关系，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文史训诂考据之作。其中《给
编委会的信》《谈篇答王季星先生》《谈“亢龙有悔”》三篇文字，较突出地反映了高亨的学术态度和训诂手法。高亨在前两文中所主张的具体观点在今天看来大概已经无法成立，但他在文中所表达的“传统说法，还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我的说法，当然也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的学术态度则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很像是1970年代巴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家的话。在学术手法上，高亨先生惯用训诂学的“通假”之道，提出全新的诠释。问题在于，“以古字通假的条贯”几乎可以将任何一个字读作任何另一个字，貌似严格的、缜密的学术方法滋生的却是层出不穷的误解。就此而言，能在读古书（特别是读出土文献）的时候提出最新、最多的“假借”设想，并非衡量优秀训诂学家的恰当标准，因为随之而来的“A利用古字通假条贯来把某一个字读作甲，B利用另一组通假条贯把它读作乙（甚至读做丙、丁、戊等等不同的假借字）”局面，甚至会使训诂学本身名誉扫地。放弃训诂学的“严格、缜密”假象，对每一番训诂操作自觉保持“局限性”意识，将高亨先生终身持守的上述学术态度纳入到训诂学的方法论构成中去，发展出一种开放度更大、批评讨论机制更突出的新训诂学生态，这应成为训诂学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
原 载 |《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237-241页
原 题 | 高亨与《文史哲》：漫谈训诂学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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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至2021年已经历七十年的历史和学术生涯。在《文史哲》创刊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亲知当时的具体学术状态。然而，自从我在1980年前后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史以来，《文史哲》就成为我必读之刊物。譬如说，正好在1980年第一期读到高亨先生的《
续考》，因为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周易》的编纂”，所以当然对高亨先生的研究非常感兴趣。从《文史哲》那篇文章我得知高先生对《诗经》也有深入的研究，以后又发现他对诸子百家都有研究，是中国训诂学大家。为了纪念《文史哲》早年和中期的学术成果，我想趁这个机会简单地说一下我对高亨学术的心得。因为我对高先生的学问仍然知道得不够，所以只好从我自己的研究范围选取两篇小文章来谈谈他的研究方法，并据此发表我自己对训诂学的一些看法。诗经>高亨先生于1900年在吉林省出生，1986年在北京逝世。因此，他的人生差不多正好跟20世纪重合，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是高先生个人生命的历史。从1931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时间，高先生的命运像那时的中国一样非常不稳定。他离开故乡前往中国西南各省，先后在河南大学、武汉大学、台县东北大学、成都齐鲁大学、东北大学、川北农工学院、重庆北碚相辉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八所大学或学院轮流任教。在1952年他终于迁回吉林，任吉林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然而，次年即1953年他又南迁，任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1967年留在山东大学，这是他一生中最稳定的阶段。高先生到山大以后与《文史哲》建立了亲密关系，仅在1955年至1957年的三年间就在上面发表了九篇文章，在60年代和70年代也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在1980年发表了最后一篇。
为了讨论高亨先生的学术态度和训诂学方法，我只想选出他1956年《给
编委会的信》（发表时以《高亨先生来信》为题）和1980年发表的《谈“亢龙有悔”》（可能是他亲自写的最后一篇）两篇文章，前者针对《诗经》，后者针对《周易》。《给编委会的信》是在答复王乃扬对高先生所撰《诗经引论》和《诗经选注》的批评。高先生开始说：文史哲>周易>文史哲>我看到王乃扬先生的文章，非常高兴！我的《诗经引论》中是有些缺点和错误，王先生提出宝贵的意见，如对于《小雅·伐木》《宾之初筵》两篇的分析，我怀着衷心感谢的心情来接受他的批评，但也有些不同意的地方。
“不同意的地方”主要是关于《陈风·月出》的理解。《月出》共三章，每一章四句，是一首很简单的诗：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诗词表面上和爱情有关系。虽然《毛诗序》说这是在讽刺陈国统治者的好色，但朱熹《诗本义》以之为“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的说法恐怕影响力要大多了。按照《毛传》，“皎，月光也”，“佼”读为“姣”，形容“美好”的女人，“僚”读为“嫽”，“好也”，“窈纠”是“舒之姿也”，形容女子从容行走的体态，“悄”是男子忧愁状态，第二章“懰”是“好貌”，是“妩媚”的意思，第三章“燎”是“明”的意思。《经典释文》说：“佼，字又作姣。僚，本作嫽。”，《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和《一切经音义》都引用《诗》曰“姣人嫽兮”，说明《毛传》的读法有文献上的根据。以后《诗》学诠释学家对这些训读没有多少分歧，只是清马瑞辰说“窈纠犹窈窕”似乎很有见地，“窈窕”是《周南·关雎》中的词，当然也是形容女子的美好，第二、三章的“忧受”和“夭绍”恐怕也只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而已。
与此迥然不同的是，高亨说《月出》的大意是“大领主取得了统治剥削的地位，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本质上是劳动人民在豢养他们”，也“反映领主杀害农民的一件事实”。高先生说这样诠释的关键是第二章的“懰”，他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用的古本作“劉（刘）”，“刘”可以读作“杀”。关于第三章“燎”字，他引用《说文解字》“燎，放火也”和《广雅·释言》“燎，烧也”，证明“燎本是焚烧的意思”。在1957年发表的《谈
篇答王季星先生》，高先生又接着延伸这个读法，说第一章“僚”应该读为“缭”，说“作僚也好，作憭也好，都可以读作缭的”。关于第三句的“舒”字，虽然《毛传》简直读作“舒迟”、朱熹读作“舒展”，可是高先生说是“杼”的假借字，是木名，并接着说他“把舒字读作木名的杼，和诗中的‘窈纠’‘忧受’‘夭绍’分不开的”，又说“窈纠”是“蚴蟉”的假借字，意思是卷曲，不会形容美女，而应该形容一个卷曲的动物。什么动物？一个“老鼠”。高先生还说第二章的“忧受”是象声词，“形容风吹橡树的声音”，第三章的“夭绍”是“摇招“的假借字，“是风吹橡树动摇的状态”。诗经·月出>在《谈
篇答王季星先生》的最后几句话，高亨作很谦虚的结论说：诗经·月出>总之，《月出》诗的传统说法，还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我的说法，当然也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谁是谁非，尚待讨论。目前我一方面坚持我的说法，一方面也希望同志提出坚强的论据，推倒我的说法。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次推倒他的说法，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他的读法合理不合理。然而，他说传统说法还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他自己的说法也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相当有意思。说两个说法都不能看作唯一的正确解释，好像是说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解释”，若推而论之，也没有一个“正确解释”。任何解释只要满足某些读者的需要就行。这个结论是在1957年写的，却很像是1970年代巴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学批评家的话。
高亨先生是著名训诂学家，在山东大学的时候属于中文系，搬到北京以后就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先生之所以迁到哲学研究所恐怕只是因为他研究了一辈子《周易》，所著《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古经通说》和《周易大传今注》都是20世纪“新易学”最有名的著作。高先生到晚年一直关心《周易》，学术生涯最后一篇文章可能是《谈
“亢龙有悔”》（写于1980年6月16日）。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在《文史哲》而是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可是因为和上述《给编委会的信》所用的方法非常相似，所以在此值得简单讨论。文史哲>周易>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对《乾》卦的爻辞提出了新说法，与历来《易》学的说法都截然不同。在1980年，李威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高先生的论点。高先生在开始的时候又谦虚地说：
我看到后非常高兴。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我们对于学术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展开热烈的争辩，必有助于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是可喜的。
然而，像他对王季星的回答那样，高先生非常坚持他旧有的说法。“亢龙有悔”的“亢龙”历来注疏家都说是高傲的意思，几乎没有分歧。与此不同的是，在《周易古经今注》里，高先生把“亢”读作“沆”，引用《说文解字》“沆，大泽”，说“亢龙”是“池泽的龙”。李威周说这“字义的解释属于随意通假，缺乏根据”，也说这样解释违背《乾》卦的“内在逻辑”。针对这样的批评，高亨提出通假的例子支持他的训读：
《汉书·王莽传》服虔注引亢龙作“炕龙”；马王堆帛书本《易经》亢龙作“抗龙”，足以证明亢、炕可以通假，亢、抗可以通假，也足以证明亢、沆可以通假。
他还说：
《易经》作于西周初期，是一部占筮的书，六爻爻辞哪有所谓“内在逻辑”！
我们暂时不管“亢”“炕”“炕”“沆”的通假关系，这点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