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明
吕德文教授指导博士生的论文遭到恶意评审，为了保护学生的基本权利，吕德文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恶意评审”如何评价和运用？——基于武汉大学一篇博士论文评审意见的分析》，获得较大反响，也推动了学界和教育管理部门对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度的反思。让人意外的是，微信公众号“课外小参考”发出署名阿瓜博士的《贼喊捉贼？“恶意评审”背后的更大真相——华中乡土学派炼成记》（下文简称《贼喊捉贼》），将具体问题的讨论变成无底线的人身攻击，并且将主要攻击矛头对准了我。我深感诧异，是谁对我有这么大的仇和恨呢？
因为《贼喊捉贼》涉及基本师德和学风问题，且传播甚广，很多人向我问起相关情况，我也就做个简单回应吧。
《贼喊捉贼》一文署名阿瓜博士，貌似对我和我们学术团队很熟悉，很快知道阿瓜博士就是安徽大学讲师孔德继博士。孔德继博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他博士论文题目为：《农村研究的专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知识共同体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2020），其中第八章：“组织模式创新与职业竞争”，重点写华中乡土派，我也将他博士论文第八章摘要附录在文后，可以参考。
仔细回想，孔德继博士对我的怨恨可能来自我多次拒绝他的采访请求。当时孔德继博士好像还供职于凤凰网，他联系我说，他博士论文计划写华中乡土派。2017年3月我应邀到人民大学讲座，他听闻后约我请教，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不是很愉快，主要是感觉他比较偏执，此后不再接受他的采访请求。
华中乡土派是20年前别人给我们取的名字，我们一般自称华中村治研究团队。不过，华中乡土派这个名字容易记住和传播，学界都这么称呼，我们也就自称华中乡土派了。孔德继有一点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创建学派的想法源自我硕士生导师张厚安教授和徐勇教授。徐勇老师在20多年前就公开说要建立学派，这是写在书上的。现在徐勇老师团队叫“田野政治学”学派。我2004年从政治学转入社会学，与徐勇老师研究风格有差异，更加注重基层和基础研究，因此成为华中乡土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了。
作为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之一，最近20年，我以学生培养为本，以学术研究为业，一贯认为“大学最美的风景是无限热爱学生和无限热爱学术的老师”。20年来，我一直坚持每年驻村调研两个月（最近几年没有完全做到每年调研两个月），一直坚持认真踏实做研究，一直坚持认真培养学生。20年来每个月主持读书会从未间断。2017年调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后，更是坚持每个月与本科生年级和硕士生年级进行面对面交流。我自认在私德和公德上都是无亏的。如何培养学生和如何做学术研究，我和我们团队的实践汇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在野之学》一书中。
二、关于学生培养
1、2004年到华中科技大学工作，创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心属于虚体科研机构，本人工作和培养研究生都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院）。
2、2004年以来，本人主持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读书会，自愿加入，自由退出。每年有约20人加入读书会，读书会成员主要来自武汉地区各高校研究生，也包括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读书会每月开一次读书交流汇报会。20年来，本人主持读书会从来没有间断。
3、读书会要求必须体系化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经典著作。读书会同学基本上可以做到每天十个小时泡在图书馆读经典。两到三年时间，读书会同学普遍可以读超过一百部经典著作。
4、一旦可以连续两到三年时间每天泡图书馆，一旦读了一百多部经典，读书会同学都会变得自信，且会觉得自己不做学术研究很浪费。读书会同学们也就普遍愿意考博士将来从事学术研究。
5、二十年来，很多读书会成员考取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后成为高校教师，从事学术研究。这个伟大时代太需要有认真的研究了。
6、从事教职以来，我几乎没有让任何研究生为我承担课题，几乎没有让任何研究生为我报过账、做过私活。我几乎无条件支持读书会同学调研并承担他们的调研花费。二十多年我几乎将所有课题经费用于支持学生调研，却没有让学生承担课题任务。
7、从读书会出来的研究生有数百人之多，无论是读博从事学术研究还是直接就业了，我与几乎所有读书会同学都保持了良好甚至可以说是深厚的师生关系和私人友谊。
8、经典阅读阶段，我们创造一切条件为学生提供一张“平静的书桌”，走出内卷，众行致远；田野调查阶段，所有调查都服务于学生认识中国和成长自己，不做别人的工具，不被课题所累。我们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研究能力的研究者。一批又一批读书会同学选择以学术为志业，走上高校教研岗位，践行“无限热爱学生和无限热爱学术”信念。也有不少读书会同学选择了非学术道路。几乎所有读书会同学都对读书会经历心存感激和敬意，自豪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关于调查
1、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农村调研的。二十多年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差不多有2000天。我对我的博士生要求是必须有400天驻村调研。有博士生读博期间调研时间超过600天。
2、一直以来，我们的调研目标都服从于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的需要。既没有将学生当做免费劳力做课题调研，也几乎没有获得专门调研经费支持。
3、二十多年来，我们团队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10万个工作日，调研村庄超过1000个。二十年平均下来，每天驻村调研人数超过20人。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是对全国农村基层情况最了解的。
4、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湖北四个村庄搞乡村建设，主要是建设老年人协会，均个人出钱，既没有向社会筹资，也没有免费利用学生劳动力。
5、作为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我要感谢我们团队所有人对驻村调研的狂热坚持。呼啸着奔向田野，我们做到了。
6、应该有上百名团队以外青年学生申请参加过我主持的集体调研，调研费用也是我们承担的。遗憾的是，个别参加过我们集体调研的同学在博士毕业成为大学教师后，不仅没有心怀感恩，而且制造关于华中乡土派的谣言。人心不古，为之一叹。
四、关于论文发表
1、孔德继博士说我们团队发表论文是靠不正当关系，不由想到“金扁担挑水”的寓言。孔德继博士的确太小看现在学术刊物的品质和我们团队的格局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20年来我们团队绝对没有与任何学术刊物搞不正当交易，绝对没有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表学术论文。
2、我本人三十年来一直坚持在全国基层调研，认真做自己的研究，所有论文都是自己写的，没有靠学生也没有靠他人。
3、我培养学生强调“两经一专”，就是硕士期间读经典，博士期间做经验。基本要求是硕士三年体系化阅读经典超过一百部，博士期间进行不低于400天的驻村调研，博士毕业开始专业化研究。基础扎实，又勤奋，就可以做出好的研究，发表论文不过是认真研究的结果。我和我们团队一贯反对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论文不是硬写出来的而是长期调查研究的成果。真研究自然会有好论文。
4、研究真问题，学术刊物就必然很关心很欢迎，就会有约稿。几乎所有学术期刊的编辑都在感慨，来稿特别多，好研究却不多，甚至问题都是假的。我们做真研究，有学术刊物慧眼识金，岂不是很正常？
5、我们团队无论老师还是博士生，绝大多数论文都是独立署名，独立发表。老师不占学生便宜，学生不沾老师好处。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负责。有学术刊物要求我指导博士生论文署我的名，我是一律拒绝的。
五、关于论文引用
1、查了一下中国引文网的数据，我的总被引超过5万次，绝大多数引用者我都不熟悉。孔德继博士说我们是相互引用，就算我们团队有200人，我们团队每个人得引用我250次才能达到5万。即使团队每个人每篇论文都引用，每个人也得发表250篇论文。这可能吗？
2、团队成员之间的研究最熟悉，相互启迪互相激发是学派基本特征。对于堂堂正正做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我们不屑也不会故意引用，因为毫无必要。将一个有志于建立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团队当做要靠相互引用来获得名利的小圈子，这也太低估华中乡土派了。
3、我们的影响不是靠相互吹捧，而是靠扎实研究。我们的研究不仅被引很高，而且出版的几乎每本书都成了畅销书，发表了大量十万加新媒体评论，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都很大。靠自己人相互引用吹捧来获得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这可能吗？
这就是我对孔德继博士所写《贼喊捉贼》的回应。
写于2024年5月24日北京至武汉高铁上
附录：孔德继博士论文：
农村研究的专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知识共同体的研究（中国农业大学，2020）
第八章：组织模式创新与职业竞争（摘录）
本章就通过乡治中心的案例，详细考察一个后起的学术团体如何为中国学术界做出学术贡献，并获得学术地位的过程。
8.1 华中两学术团体的数据表现
该中心2005年由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和吴毅创办，后来基本成为贺雪峰研究团队的主要署名机构，自2017年底该中心随贺雪峰研究团队移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两位创办人贺雪峰和吴毅由华中师范大学徐勇团队调入，学术风格与原单位有所不同。一个学术组织的期刊发表数据的表现，通常反映该组织的发展状况。
如今人们通常用“华中乡土派”代称贺雪峰的研究团队或在武汉的农村研究群体，很多人分不清楚武汉地区几个研究组织的关系，但主要用来指称贺雪峰领导的“乡治中心”。“华中乡土派”给学界大概有三四类印象：
一是下村调研多。很多成员习惯在简历中标识驻村调研天数，尤其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初期，例如博士毕业后专职搞研究的青年学者，一般标识五、六百天的驻村经历。截至到2019年初，过去十多年贺雪峰教授的整个团队累计驻村调研达5万个工作日，做了差不多100多个县，1000个村庄的调查（桂华，2019）。
二是读书数量多。“硕士生阶段要阅读200本以上人文社科经典著作”，这些著作通常是非常有深度的学术著作，但乡土派的学生的特点恰恰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大量读书，如武汉大学桂华（2009）在互联网社区“三农中国论坛”发布的2009年5月份的“读书书目”就达20本之多；“大四还没结束，刘锐就读了100多本经典”（奚茜，2010）；张雪霖（2013）博士的论坛帖子显示，她在2009年11月至2013年3月25日共4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读书263本。
三是发文章多。贺雪峰的学生都有极长的已读书单，硕士毕业生通常自报读书不下150本的学术书；发表文章能力极强，一年5-10篇CSSCI文章发表，有A类刊物发表经历者不计其数。
笔者除了做了一些乡治中心成员文献分析，也曾赴武汉参与观察贺雪峰的“读书会”。下边具体介绍和分析“华中乡土派”的成功之道。
8.2 “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
贺雪峰提倡“野性”的学术思维，在培养学生上也有他独特的方法。笔者访谈了多位贺雪峰的学生，有贺作为导师直接培养的，有外单位参与读书会的，也有本单位观点相左的。被访人都一致认为贺雪峰“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对学生比较好。”
贺雪峰的教育观是：只要有学术热情，人人都可以做学问，做研究不要求特别的天赋。所以，贺一开始就吸引了很多各类高校和各学科的学生，并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对与其一起读书和搞研究的学生持包容的态度。
“贺老师更像一个教育家，表现之一是善于鼓励”，他的一位学生说。
笔者在对贺雪峰的访谈中发现，他在很多事情上，确实表现出了很多学术同行不具备的“美德”。贺雪峰对学生提出“两不要，一要”——作为低年级学生，不要做课题、不要写文章。要读书。
贺雪峰既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学生的时间。尽管学生众多，但项目的报账从来没有用过学生，而是专门雇的兼职会计。他的网站和公众号的运行，也不安排学生，而是付酬交给专人管理。所有的项目，除非是适合学生需要的，从来不会为了完成而用学生来干。所以，学生有足够多的时间投入自己的调研与写作。贺雪峰尽管也在湖北洪湖和荆门地区参与老年协会的社会公益活动，但从来也不安排学生去做社工（义工）。
在贺雪峰供职华中科技大学时期，在每个新的研究生正式入学之前的暑假，贺通常会自掏腰包在武汉租民房供学生居住，统一组织看书，一种准军事化式的“集训”。
这种管理风格充分体现在学生的自我发展上。学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