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创意写作研究（creative writing studies）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全球化发展态势密切相关，其最初动力在于高等教育体系内创意写作教育亟待重整以工坊（workshop）为核心的教学方法与理念，同时回应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socialpractice）遇到的问题，[1]并在学术层面进一步回溯140余年学科史构建独立的学术身份。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兴起于2009年，在理论层面以“中国创意写作学”的构建与社会化实践路径探索为重心，[2]迄今已有10余年。

以2019年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领域300余篇期刊论文、学位与会议论文为基础，通过历时性的文献回溯与比较、横向的共时性的文献归纳与综合，可以看到在宏观层面2019年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主要包括创意写作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拓进、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研究的突破，以及创意写作教学实践研究的深耕三大基本面。整体上，2019年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总体上延续了近年来创意写作本体论、实践路径、教育教学、学科研究等既有的格局，但又有新突破。特别是创意写作本体论研究取得新进展、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研究成为新热点、院校创意写作课程教改与个案研究成为新气象、创意写作与新媒体研究成为新话题、创意写作的跨学科实践（creative writing across curriculum）成为新风向、通识教育视域中的创意写作研究不断推进，这共同构成了年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多维一体图景。

1、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的拓进

2019年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突出的成果首要体现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的拓进，主要包括重新理解和定义创意写作而提出创意写作视域中的本体论问题、创意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研究、创意写作视域中的作者研究、学科史研究以及创意写作教育研究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共同具有实践、研究和教育（practice research and pedagogy）三重维度。[3]

第一，创意写作视域中的本体论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重要进展所在。在重新定义和理解创意写作方面，主要以葛红兵基于创意写作视域中的创意本体论研究为代表，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前沿从本体与认识论（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角度探寻创意写作学科独立身份的研究遥相呼应。[4]葛红兵与冯汝常从本体论层面对创意写作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创意写作学应以‘人类以语言为媒介的原创力的养成及实现’作为学科逻辑起点，从‘文明对人的原创力的压抑’切入，分析人的原创力的本质与特性、人的可能原创力及实现原创力，在‘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视域中研究人的原创力解放问题，论证‘人人能创造’‘人人能写作’的人的原创力图景”[2]13。在此基础上，葛红兵的《创意写作学本体论论纲》论述了“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创意是人自我实现的根本性实践活动”[5]，这些观点从本体论层面阐述了“创意写作学是以创意为本体论的新型写作学”“创意写作是一切创意创新的重要母源，是文化创意创新的重要上游环节[6]。”与此相应，基于创意本位的创意写作研究以及相应的批评实践、研究方法也已经呈现。[7]但是，后续如何进一步夯实创意本体论，用以有效地解释和指引当前的创意写作研究及相关的实践活动则是接下来的新挑战。

第二，创意阅读与写作（creative reading andwriting）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领域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2019年度其研究主要以许道军的《“像作家一样读书”：从新批评到创意阅读——创意写作活动中的阅读研究》为代表，[8]这一理念在中国主要以刁克利、王宏图、许道军等人为“像作家一样阅读”（readingas writer）主要研究者和观念传播者，目前已经在创意写作基础教育群体得到认同，但是尚未从构建中国创意写作学的系统角度来界定它，也亟须将之与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整合，不断探究其内涵。

第三，创意写作视域中的作者研究是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构成。其中，以刁克利出版的著作《作者》中对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学科史的勾勒与阐述为代表，是鲜少直接聚焦创意写作学科史视域，勾勒其演进、阐发其内在逻辑，且与作者研究融通的研究成果。[9]不过，作为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研究共有的问题域，创意写作视域的作家研究仍待进一步勘察自身的理论特点。

第四，创意写作学科史研究主要体现在重新梳理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发展历程，从学科史的角度清理其基本理念，发掘可供创意写作中国化发展借鉴的资源。高尔雅与郑周明的《美国创意写作培养机制与培养目标问题研究》，[10]立足于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视野寻求人才培养机制和目标的基本规律与经验借鉴，为高等院校创意写作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另外，亦有研究者尝试对140余年创意写作学科史进行了梳理和归纳，[11]探求整体上可以阐述创意写作学科发展的基本框架。

第五，创意写作教育研究主要立足于创意写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开展所面临的困境，力图在经验与学理两个层面给出阐释。以惠州学院颜敏的《联觉与创意写作》为例，其研究寻求创意写作的内部规律与实现机制，在研究脉络上与近年来创意写作研究中创意思维培养、潜能激发具有关联性。[12]另外，还有雷勇的《创意写作的教育维度》聚焦创意写作的教育教学意义，从教育的层面为创意写作的落地寻求可行路径。[13]这些研究从创意写作教育遇到的实际问题出发，在方法与观念层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其系统性以及如何在教育思想层面与学理层面进一步确认则是后续的任务。

2、创意写作社会化路径研究的突破

中国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其现实基础在于近年文化产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上海大学、西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财经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面向文化产业的创意写作教育的不断成熟。中国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的研究中，除了文学人才培养，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的观念融合、与地方文化产业结合、探索创意写作与创意城市关系、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四个层面的研究。

第一，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观念的探索与融合。复旦大学王宏图对文学人才与创意产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判断：显而易见，上述两条路径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叉，各有侧重。对文学创作能力的培养训练也有助于学生大脑想象力的开发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而这也是创意产业人才必备的素质；[14]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10余年来，培养作家和面向文化产业的创意型写作人才问题始终是讨论的焦点，作家与面向文化产业、公共文化等层面的人才何以共存、互为支撑，其学理阐释与个案梳理至此有了进一步的明确。

第二，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关系研究成为2019年度重要话题。刘赛的《创意写作社会化的路径选择研究》明确将创意写作的社会化实践作为研究问题域，提出了通过“协同写作的共识理念”“社会化的创意力机制”推进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的思路。[15]谌鹏飞的《创意写作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综述及展望》则指出：“创意写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培养商业意识、纳入产业链、结合本土文化资源以及协同发展四个方面。”[16]贺军的研究则立足于文化产业与创意写作的发展问题展开，[17]相应的还有研究试图立足于创意写作中国化的语境，阐明三者之间的关联，探寻一体化的创意写作路径模型。[18]这些研究立足于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的宏阔背景，在学理、路径、个案等角度分别进行了探讨。

第三，创意写作与创意城市的关系研究是新的研究焦点。创意写作与创意城市实践方面的研究是对创意写作社会化实践领域的进一步拓宽，是基于中国文学教育、文化产业发展对原创型人才培养的需求等现实而提出的。该方向的研究主要有葛红兵与高翔的《“创意国家”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文学的“创意化”转型及其当代使命》，以文学的创意化转型为着眼点，基于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的宏阔背景探索创意写作在创意城市框架下的可能发展路径与空间。[19]面向创意城市的创意写作研究其脉络可以追溯至葛红兵2011年的观点，而在2019年呈现了新的整合性的思路，即贯穿文学教育、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之间的理路，力图为中国创意写作发展提供相应的学理归纳，它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把创意写作一系列的实践统一在创意实践（creative practice）的视域中。[20]

第四，立足于地方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的具体情况，面向创新创业教育层面的研究也开始不断拓宽。这类研究主要强调通过创意写作直接面对市场，培养新型文化创意人才。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毕然等为代表的研究，聚焦创意写作与地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出了“有目的有策略地实施高校与地方文化的联结，将教师、学生的创作意识，通过项目制激活地方文化资源”的观点。[21]不过，就年度该方向的研究总体情况观察，这类研究虽然思路上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中创意写作与本土文化（creative writing and indigenous culture）相对应，[22]但是目前国内尚少有结合中西创意写作两种视域直接对话、比较的研究。

另外，随着创意写作基本理论研究的拓进，为新的学科实践提供了新的学理和观念支撑，在此基础上跨学科（creative writ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实践也成为研究的要点。[23]叶炜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中教，实践中学——创意写作发展方向展望》，勾勒了创意写作跨学科的实践的基本理路，指出了创意写作面向文化产业与创意城市，与艺术学科结合的契机，思路具有前瞻性。[24]此外，以蒋颖茹的研究为例，论述了游戏写作与创意写作的内在联系等，尤其是考虑到国外游戏设计与创意写作（game design and creative writing）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它呈现了创意写作在中国进一步跨学科发展的新的可能。[25]

3、创意写作教学实践研究的深耕

2019年创意写作教学实践研究首要成果就是对国内外工坊制经验和理论的进一步深耕，此外还有对课堂工坊制教学方法的梳理、高校教学实践与经验模式的专门研究以及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创意写作研究涌现四个方面。

第一，对国内外工坊制经验与理论研究的继续深入，构成了年度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与研究的主线。许道军、冯现冬的《创意写作十五堂课》力图为工坊设计和教学提供完整的参考框架，并对其中的基本原则、技巧进行了整体归纳。[26]高翔的《从价值定位到范式建构:西方创意写作工坊教学法研究述论》是2019年度对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工坊进行的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论文，全面考察了工坊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及其理念，并进行了归纳和分类。[27]与此研究相关的还有对国外作家工坊的研究，梳理了创意写作工坊的基本类型，并结合案例进行了论述，但尚未明确梳理其教学体系。[28]

第二，在工坊研究的基础上，工坊制教学实践方面的研究有意识地聚焦中国创意写作教育教学具体课程、活动的开展和实施。赵思运、高旭等人的创意写作工坊研究表明，工坊教学在中国高等院校内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其教学方法与运作模式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融合。另外，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in the ESL Classroom）研究也是2019年度中国创意研究的重要拼图。戴凡与郑炜的英文论文Self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creative writing in China指出“用外语进行写作或学习写作，不仅可以帮助作者对文化差异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是教授外语创意写作的重要方面”[29]。戴凡、李菱的《英语作为外语的创意写作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定位》则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明确论述了“创意写作过程的学术性”。[30]以戴凡为代表的英语创意写作研究，其论述与英语国家创意写作研究的前沿问题结合，具有学科史与中国创意写作教育双重视域，近年来一直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中的独特构成。不过，总体上中国创意写作研究对英语创意写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第三，高校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与经验模式不断改进，多位学者已经提出了立足于本土化进一步拓展创意写作教学，相关的教学实践的案例研究也成为重要现象。复旦大学张怡微的《潜在的与缺席的——谈“创意写作”本土化研究的两个方向》明确提出了创意写作本土化研究的具体方向；[31]三亚学院冯汝常则主要从宏观层面对创意写作本土化过程中的基本展开逻辑及其路径进行了综合性论述，“尤其探讨作为公共课或通识教育的创意写作课”的建设空间，为中国高校引进创意写作提供了基本的梳理。[32]另外，创意写作个案研究成为创意写作年度研究的新的趋势。例如陶磊、南博采、龚绍、佘飞分别撰写的复旦大学、西安翻译学院、三亚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等案例，其中蕴含了作为通识教育的创意写作实践理念以及把创意写作作为文学教育改革可行选项的探索意识。这些研究虽然尚未直接将个案置于创意写作学科史的视域在纵向结合学科史为个案定位和比较、在横向层面进行理论阐发，但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第四，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创意写作研究成为年度新的现象。随着创意写作研究对基本理论、工坊教学方法的研究纵深展开，与语文教育改革背景下写作教育的探索不断深入产生了共振，面向中小学生的创意写作研究成为热点。以谭旭东的《从创意视角谈怎样写好高考作文》为例，[33]创意写作注重自我表达(self expression)的基本理念已经在基础教育领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就整体而言，面向基础教育的创意写作研究亟待展开，如何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史，厘清其中理念与话语脉络，实现与当前语文教育结合，同时避免把一切青少年写作泛化地归为创意写作，这是基础教育领域创意写作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4、创意写作在中国：未来展望与当前困境

综观2019年创意写作研究的基本面，回顾10余年创意写作研究，以葛红兵、王宏图、刁克利、戴凡、许道军、冯汝常、黄健云等人的研究为例，创意本体论的提出、创意写作学科史的勘察、作家工坊研究、创造性阅读与写作、作者研究、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异同研究、英语创意写作、创意写作创意理论等研究，初步回答了创意写作与传统的写作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构建“中国创意写作学”的话语、理论、教学框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包括作家张炜、叶炜、张怡微等都有相关的专文讨论创意写作，许多研究者兼有学者、作家身份，这为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创意写作教育的分层与区隔也非常明显：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分层、文学的与文创的创意写作的分立、通识教育的与精英培养理念的并立等。不过，在这些研究理念与现象背后，也可以发现中国创意写作在多个层面具备了基本共识：即文学教育改革是中国创意写作的基本语境，学科史的勘察是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创意写作话语、理论的基础工作，面向文化产业的创意写作是中国创意写作的宏观背景，公共文化是中国创意写作亟待融入的新的空间，创意写作的跨学科实践随着新媒体技术、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建设而进一步成为现实，创意写作作为通识教育也成为新的可行路径。总体上，中国创意写作的发展已经进入学科化、专业化发展的快车道，中国汉语创意写作教育与研究成为世界创意写作的重要组成，“中国创意写作学”研究与创意写作的中国话语正在形成，理论输出也具备了相应的基础。

最后，就2019年的创意写作研究而言，亦存在诸多的困境亟待突破，针对当前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亟待深入。

第一，针对当前创意写作研究特别是教育教学方面遇到的问题，应从创意写作学科史与院校具体的情况两个视域出发，把问题置于创意写作学科史的深处与中国创意写作研究的具体语境考量。如许道军指出，“创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非专业化、庸俗化、泛化以及三者混合的现象”[34]。诸多分歧很多是由于对创意写作学科史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创意写作在英语国家多元化图景了解不足造成的，导致了把创意写作与传统写作教育对立，认为创意写作仅仅是实践性的学科。

第二，在构建自身学术身份的同时，创意写作如何把握以实践为突出特质与创意写作学术研究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王宏图所指出，“在当下各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兴盛的表象背后，也潜藏着诸多危机……创意写作如果只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它又如何能学科化？如果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化，被纳入了严整的学科体制内，它不是又走到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14]8张国龙对此也有明确追问：“既然‘创意写作’确实为写作带来了新变，那么它能否改变创作和批评貌合神离的积弊？”[35]同时，宋时磊也提出了“创意写作研究论文的现状与学术瓶颈”问题。[36]显然，参照英语国家创意写作在教育体系内的现状寻求与文学研究（literarystudies）、作文研究（composition studies）并列的目标也并不是根本目的，而只是阶段性的目标。如何保持学科既有的实践为中心（practice lead）的品格，同时为指导包括社会化实践等而有效地推动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创意写作研究下一个10年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