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第24期RICE-CCES沙龙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614室举行。本次沙龙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兰小欢副教授作主旨演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寇宗来教授作点评发言。
张 晏 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其他单位的老师和同学共同参与了本次沙龙。
兰小欢 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推动产业升级是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兰小欢副教授的主旨演讲围绕着产业政策的经验、问题和演变展开。演讲中，兰小欢副教授首先以实例描述了产业政策的作用：美国政府以股权投资、技术转让等措施支持苹果公司发展；韩国60年代至今实施综合产业政策促进本国大企业发展。这两个例子中，政府都通过产业政策强有力地引导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兰小欢副教授指出：尽管学界对产业政策界定存在争议，但无论怎么认识产业政策，它都已经深入地影响了各国的经济运行。
产业政策在现实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实务中我们却很难合理评估具体的产业政策，造成认识和研究上的困难。对此，兰小欢副教授总结了四方面的原因。首先，高端行业存在技术封锁、行政垄断现象。美国对芯片产业、韩国对内存产业的维护都属此列。其次，“比较优势”概念易懂难用。比较优势来源不清楚、难以衡量，而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不止一个，甚至存在韩国钢铁产业、中国液晶产业这样很难说清优势何在的优势产业。第三方面的原因是产业政策后果的复杂性。产业发展成败难断，而且即便产业发展结果明确，其与产业政策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是存疑的。最后是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的问题。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相互作用，现有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理论信念对现实进行的简化，这就导致了对产业政策呆板、机械的认识。基于以上考虑，兰小欢副教授指出现在的一些常见观点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一些对产业政策的批评，如“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等可能忽视了它在竞争效应、学习效应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回顾现有产业政策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后，兰小欢副教授又介绍了我国产业政策的一个发展趋势：政府产业引导基金逐渐成为了产业政策的主流政策工具。中国的产业引导基金在形态上以母基金（投资基金的基金）为主，所有权上政府全资、市场运营和混合所有制俱全。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2014年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中央部委和各省市机关纷纷设立自己的引导基金。
与传统招商引资模式相比，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具有六方面的特点。首先，采用基金形式，能够利用基金行业的金融杠杆和退出机制，以杠杆扩大投资，以退出机制提高资金效率。其次，通过基金运营整合政府、市场资源，为投资对象企业提供综合增值服务。第三，以市场机制甄别投资项目，利用信息优势降低决策风险。第四，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工具，分散投资风险，实现财政资金的保值增值。第五，以资本市场运作打破财政资金流动限制，实现跨区域、跨行政级别的合作。最后，基金运作方式操作性、约束性和稳定性更强，透明度更高，容易被市场主体理解。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是三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府方面看，地方债务控制以及预算法规落实使得政府补贴操作受到限制。从金融市场角度看，现阶段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机制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目前正是专业股权投资机构崛起的时代。再从创业者自身立场看，技术前沿行业研发风险越来越高，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更适合创业者。这些因素带来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兴起，实际上政府引导基金已经不只是产业政策的主流，也是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主导者了。
当然，现阶段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运作还存在多方面问题。最本质的矛盾在于财政资金使用要求稳健、低风险而股权投资本身是一类风险较高的投资。而且国有资本成立基金的运作处于国资委、证监会等多部门管辖权的交叉地带，带来了监管上的模糊。除了资金所有权性质导致的问题之外，政府引导产业基金也和所有基金一样面对出资者与管理人间的委托代理博弈。
主旨演讲的最后，兰小欢副教授指出：产业政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它要求研究者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有着广泛而综合的认识。这种认识即便不用于产业政策研究本身也能为经济学研究者们提供巨大的帮助。
寇宗来 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点评环节，寇宗来教授认为产业政策能够成功，核心在于创业精神（企业精神）。创业精神的本质是创业者打破常规，承担风险、追求超额回报。成功的产业政策，是在政治创业精神与市场创业精神实现了良性互动，两者有机互补，相得益彰；既不能完全否定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也不能用政府决策去替代市场选择。
张 军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教授认同寇宗来教授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表述，他同时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私人信息，不可量化、无法定价，只能通过创业来识别。一个国家想要大量合格企业家就需要创造出鼓励创业的氛围，而这正是目前产业政策研究中所忽略的。张军教授还指出许多国外研究者将中国产业发展成就解释为“举国体制”的成功，这种视角忽略了地方间竞争格局的作用，对此应当保持冷静态度。
互动环节中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产业引导基金如何保证企业在政府辖区内落地。兰小欢副教授的回答是一般的做法是在政府和基金的合约中要求基金引导企业在指定区域内落地。多地联合设立基金的情形下各地区需要在合约条款上竞争和博弈。当然，由于指定了投资地点，基金业绩根本上取决于地方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产业引导基金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地方间发展存在差异的格局。第二个问题是产业引导基金要如何达成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此外，基金操作使得官员脱离资金管理，政府该怎样发挥作用和训练官员？兰小欢副教授的回答是常见的做法是用负面清单、落地合约等约束基金的投资方向，此外还可以采用折价回购的方式保证“只要发展不要收益”。而政府方面，官员需要学习怎么选基金、怎么在土地等方面配合基金运作推出综合政策包等。引导基金的出现带来了方法上的改变和效率上的提升，但对于政府官员的企业家精神依旧有很高的要求。
撰稿人：申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