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西域传》记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3]鄯善国，本名楼兰。葭苇，就是芦苇，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生长于沟渠旁、河堤沼泽等地。芦苇古已有之，《诗经·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即为芦苇。《汉书·李广传》：“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韩诗外传》卷8：“有鸟于此，架巢于葭苇之颠，天喟然而风，则葭折而巢坏。”[4]这里的“葭苇”“葭”皆为芦苇，今新疆的博斯腾湖、伊犁河谷及塔城额敏河谷多有分布。
柽柳，最早记载柽柳的是《尔雅》：“柽，河柳也。”[5]《三辅旧事》中曰人柳。宋代《开宝本草》柳志曰：“赤柽木生河西 (泛指黄河以西之地，今陕西、甘肃及内蒙古之鄂尔多斯，阿拉善，额济纳) 沙地。”李时珍《纲目》谓：“柽柳小干弱枝，扦之易生，赤皮，细叶如丝，婀娜可爱。一年三次作花，花穗长三四寸，水红色如蓼花色。”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绛，一名雨师，枝叶似松。”[6]此外还有很多别名，如山川柳、西河柳、西湖杨 (江苏) 、三春柳 (《陕西通志》) 、观音柳 (广州、南京) 、红筋条 (河南) 、红荆条 (山东) 。柽柳也是一种药材，历代本草记载，从其形态、生长习性和分布地，均与现代柽柳相似，其分布范围已从黄河以西延伸至长江中下游各省，向南直至广东、广西和云南。
胡桐，木名亦称胡杨。根据植物志载，它分布于中国西北大漠及其他干旱沙化区，其嫩枝及叶骆驼喜食，干叶羊喜食，是荒漠区冬春牧场重要饲用植物，新疆南部、柴达木盆地西部，河西走廊等地这种书目分布广泛。《汉书》颜师古注：“胡桐亦似桐，不类桑也。虫食其树而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可以汗金银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语讹呼泪为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2记载楼兰、焉耆、龟兹一带“多蒹葭、神柳、胡桐、白草”，胡桐，亦即胡杨。今当地人称胡杨为“托克拉克” (维语) ，即“美丽之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胡杨耐旱，宜沙土，不惧盐碱，适宜于塔里木河流域一带的气候和生长条件，具有顽强的繁衍能力，故有“沙漠英雄树”之谓。胡桐有活化石之称，在库车千佛洞、敦煌铁匠沟、山西平隆等地，都曾发现胡杨化石，为第三纪残遗植物。今天国内90%的胡杨都生长于塔里木盆地。当地人说这种树“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足见其树生命历史之久远。
《汉书·西域传》：“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罽宾，亦属西域大国，所辖区域因时代而稍有差异，约在今阿富汗东北、克什米尔一带。东到长安一万二千二百里。东到乌托国 (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150公里叶尔羌河上游) ，东北到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 (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东北) ，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相接，以农业及制作金银铜铁器物为主。崇信佛教，为大乘佛教发源地，东汉以后，多有僧人来中土传教译经。檀，种类很多，世界各地均有分布，有香者亦有不香者，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北方也有檀木生长，《诗经·魏风·伐檀》有“坎坎伐檀兮”。檀木主要生长在热带，木质坚硬，香气芬芳永恒，色彩绚丽多变且百毒不侵，万古不朽，还能避邪，故又称圣檀。
槐，这种树分布广泛，两半球的热带至温带地区都有，种类也多，中土有30多种。西周于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后因以“槐棘”指三公。梓，此树先秦就有，诗文中多次提到，《说文》：“梓，楸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史记·货殖列传》有“江南出楠梓”之语。《周书》又有《梓材》篇，古作杍材。梓树若温度适宜则生长很快，春天白花满树，煞是好看;木色白而稍软。古来以木莫良于梓，故其宅旁喜植桑、梓，今人则以桑梓名故里，言有据也。竹，分布很广，主要在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罽宾因其“地湿”温润，“生稻，冬食生菜。”能种水稻，冬天也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故能长竹。竹与中国文化早有密切关系，我们最早的书就是写在竹简上的，到了晋代戴凯著有《竹经》专书。人们也以竹言人品，《史记·龟策列传》：“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后汉书·朱浮传》：“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有人说竹原产中国是错误的，张骞出使西域，罽宾国已有竹。漆，漆树不只罽宾有，西域五十国多有分布。漆树属高山种，性寒，生长于海拔800～2 800米的向阳山坡林内，亦可人工栽培，山脚、农田垅畔也能生长，我们都知道庄子曾为漆园小吏，可想战国时漆树属于经济林木，因为漆用途广泛。
苜蓿在西域是非常普通的植物，以“牧草之王”著称，产量高，草质良，是牛羊喜食的饲料。《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大宛国：“俗耆酒，马耆目宿。”西汉时期，汉使引种中原，与葡萄一并为时人所爱。苜蓿最初是喂马的一种饲料，以后才渐有人采其嫩叶食用，至今，春天的菜市场还有卖苜蓿者，用来拌凉菜、做饺子馅，食用者尚多。苜蓿叶子有四片，也有三片的，有传说它是亚当、夏娃从伊甸园带到人间的礼物，故言之幸运草。在英国、爱尔兰关于三叶草的传说最为流行，并成了爱尔兰的国花。四片叶子叫四叶草，人们说它是爱情的见证。此外，还有种种传说。
《汉书·西域传》说渠犂“蓄茭草”。此国土地肥美，沟渠灌溉，种五谷杂粮，与中原相同，今博斯腾湖边，所出茭草，可晒为甘草，给牛羊储备过冬。《说文》：“茭，干刍。”《尚书·费誓》：“峙乃刍茭。”《史记·河渠书》：“民茭牧其中耳”，“搴长茭兮沈美玉”。茭草属湿地作物，长于河叉的边沿，过人高，似剑有棱，披针交错，连片生长。茭草，菰的别名。茭草所结果实名菰米、雕胡米。在北方，原是吃茭的谷实，茭米是九谷或六谷之一，与南方人吃茎不同。杜甫《伤秋》：“白蒋风飙脆，殷柽晓夜稀。”仇兆鳌注曰：“白蒋，茭草也。”唐代陆龟蒙《和胥口即事》之一：“白蒋知秋露裛，青枫欲暮烟饶”也是写到了茭草。
白草，《汉书·西域传》乌秅国：“山居，田石间。有白草。”《汉书》颜师古注曰：“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乾孰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白草也叫白茅，分布于辽宁、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新疆等北方地区。最早《易经·大过》卦初六：“藉用白茅，无咎。”祭祀时用白茅垫在祭祀物品下面。《诗经》里面也多处写到白茅，《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古今人写到白草的有不少，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还有他的《过燕支寄杜位》：“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唐代元稹《纪怀赠李六户曹》：“白草堂檐短，黄梅雨气蒸。”宋代梅尧臣《送李泾州审言》之二：“云间白草开边陇，山上朱楼压郡城。”元代白朴《天净沙·秋》：“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许地山《狐仙》：“黄沙白草无人迹，古戍寒云乱鸟还。”这些草名与今是否相同，还有待考证。赵树理《孟祥英翻身》：“野菜采完了，听说白草能卖一块钱一斤，孟祥英又领导妇女割白草。”赵树理所写的白草，是20世纪50年代在山西所看到的植物，与两千年前西域的白草肯定是有区别的。按植物志记载：白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秆单生或丛生，直立。叶条形，叶鞘无毛，有的鞘口和边缘毛，叶舌短具毛，是一种干熟后变成白色的草。
《后汉书·西域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伊吾即今之哈密，西汉时哈密称伊吾卢，西汉神爵二年 (前60) 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伊吾卢和蒲类国归西域都护府管辖。东汉开始哈密称伊吾，永平十六年 (73) 在伊吾设置宜禾都尉，131年顺帝又设伊吾司马，驻伊吾主持军事和屯垦。桑麻不仅中原有，栽桑和养蚕密不可分，《诗经》关于采摘桑叶的诗很多，那么西域在与汉交往之前早已栽桑养蚕了，有了自己的丝织物品，这些本属自产而不是来自东土。据考古发现：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尉犁县营盘墓地和因半墓地、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三号墓，都出土有东汉或汉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营盘墓地15号出土非常丰富[7]。这些丝织品颜色为棕色，与当地的毛织品类似，没有中原丝织品精细。
“麻”在古代也是“五谷”之一，我国麻的分布很广。麻，其状细高，籽可充饥，亦可榨油，外皮可做衣物、鞋子。《诗经》《尚书》《管子》等先秦文献都有关于麻的记载。新疆孔雀河流域的罗布泊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的麻类编织物，这是新发现的距今最早的有3 800年麻的实物，后来在和静县察吾呼沟四号墓地，发掘出了麻织物。
《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论西域作物，多言五谷，于水稻则单列出来。五谷到底是哪几种作物，史书未明言。先秦的五谷是黍、稷、麦、菽、麻，后来加上稻成为六谷。西域各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为麦和稻，同时也有部分地区种植菽、谷、黍等作物。据统计，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录西域四十一国中，种植“麦”的有屈支国 (即今新疆库车地区) 等，而梵衍那国 (今阿富汗地区) 等十四国则种植“宿麦”，即冬小麦。西域诸国的麦，应分为春小麦和冬小麦，这不应是从中原传过去的，反而是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据研究，麦起源于西亚一带外高加索及邻近地区，西域也是小麦的原产地之一。在孔雀河罗布泊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古墓沟墓地，距今3 800年左右，发现了新疆地区最早的小麦实物[8]。这些小麦装在死者身旁的草编小篓，大部分小篓内装有10多粒到100多粒，保存状况良好。张玉忠在《新疆出土的古代农作物简介》中，详细介绍了西域小麦、粟、糜子、高粱、豆类等作物的考古发现，“轮台，是汉代西域都护府所在地，也是汉朝政府在西域屯田的一个中心。在轮台县克子尔河畔着果特沁城，亦曾发现一处汉代粮仓遗址，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青稞和麦粒。”[9]在考古中发现，西域的小麦种植比较广泛，在塔里木盆地边缘东西南北都有出土：塔里木盆地南缘于田县圆沙遗址、喀拉墩遗址群1，塔里木盆地西缘伽师县阿依布隆山洞2;塔里木盆地北缘轮台县卓果特沁遗址、尉犁县营盘墓地M83;塔里木盆地东缘楼兰故城4，罗布卓尔小河五号墓地5，米兰古城堡6，且末县的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二期三期7，民丰县尼雅遗址8;吐鲁番盆地鄯善县苏贝尔希一号墓地、三号墓地9。这些地方有的发现的是麦草，有的发现的是麦粒，有的发现的是麦杆，还有麦穗、包馅面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01墓地，发现有面制饺子三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另有面条、面饼之类，并有面制插座。至于上述粟、黑豆之外，还发现有紫穬麦”[10]，充分证明小麦在西域的普遍种植。
关于西域水稻的种植，《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宛、安息、条枝等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汉书·西域传》记：“罽宾，地平，温和，……地下湿，生稻”。可见水稻并非只产于长江流域，新疆人熟知的米泉米和阿克苏的米，皆为大米之上品。据考古发现，大米是斯坦因1901年在克里雅河下游的咯拉墩遗址群发掘中发现的。斯坦因在扜弥国宫殿遗址上发掘出了“大米、小麦、燕麦 (青稞) 和葡萄干等”[11]。我们把它与孔雀河中游营盘遗址墓葬M19中曾出土的稻草联系起来，这把稻草枝、茎保存完好。营盘所在区域，在开都河—博斯腾湖—孔雀河流域，水网密布。博斯腾湖为淡水湖，湖畔的焉耆国，据《汉书》记载“近海水，多渔”，渔业发达，具备种植水稻的良好条件。环塔里木盆地的塔里木河流域西域诸国，皆非“行国”，而为土著“田五谷”，有沟渠可以灌溉，塔里木河亦可行舟，一直到今天，塔里木河边上还有人捕渔为生。再联系《史记》《汉书》的记载，基本可以坐实这一带土著民在当时已经在种植水稻了。后来中原王朝在这里屯田，《汉书·西域传》云：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尉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昧死请。
后来的《魏书》《隋书》和《大唐西域记》都记载了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有水稻种植，所以营盘墓地发现的稻草，说明这个地方是西域较早的水稻种植区。
西域古国的粮食作物还有高粱，在考古中发现，焉耆县的莎尔墩古城遗址许多洞穴中有高粱、黄米等，这也许是屯田是从中原带去的[12]。在洛浦县山普拉墓葬中，出土了装饰用的草籽项链，共21颗草籽穿在一起，这个草籽就是薏苡的种实[13]。薏苡比较圆而坚硬，除食用而外，在西域的佛教地区也作为念珠。
西域除了有粮食作物，还有丰盛的蔬菜瓜果，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两地的经济作物也互相传播，今天我们食用的菜蔬几乎有一半来自西域。汉唐以来，我们熟知的苜蓿、芸苔、菠菜、莴苣、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葡萄、石榴等蔬菜瓜果，都是从西域引入的。
葡萄在西域、中西亚一带种植最为广泛，它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据生物考古所知，葡萄已有六千五百多万年的历史了，因为科学家们在新生代第三地层内发现了葡萄叶和种子的化石。《史记·大宛列传》记大宛“有蒲陶酒”，“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安息也有“蒲陶酒”，《汉书·西域传》记且末国“有蒲陶诸果”，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罽宾“种五谷、蒲陶诸果”，乌戈“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西域作物、果蔬传入中原，由汉使而然。《汉书·西域传》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史书所记果蔬，除葡萄而外，均无具体名之，据其他资料记载，西域传入中原的果蔬极多。而葡萄在西域种植最为广泛，是诸果之最。据说西汉时，大将军李广征战西域，从西域带回了葡萄的种子。从此葡萄在诗人的笔下让人垂涎，唐代李颀《古从军行》七首之四：“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西域的葡萄酒与和田玉做的夜光杯，相得益彰，加上西域的音乐，凄凉和优美的边塞，映衬出将士的悲壮情怀。
安石榴，原产波斯，即今之石榴。“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黄蓝，可作燕支也。”[14]魏晋六朝时，北方地区广植石榴，张载、张协、应贞、夏侯湛、傅玄等皆有“石榴赋”传世。大枣北方自古有之，《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一句，说明西周初年今彬县、旬邑及庆阳一带就有枣，后从西域引入的西王母枣，人称仙人枣。《洛阳伽蓝记·城内》有记：“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别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又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亦出昆仑山，一曰王母桃也。”[15]除了红枣，从西域传入的还有蟠桃，这个品种的桃比中原的更为鲜美，自古以来都是祭祀、上供的珍品，俗语云：“王母甘桃，食之解劳”。当然桃在周朝时就有，《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即有“园有桃，其实之殽”;《卫风·木瓜》中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说明先秦时桃已是很普遍的水果。《尔雅·释草》：“旄，冬桃;榹，山桃。”《西京杂记》卷1《上林名果异树》云：“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枣七”“桃十”，可见果木繁众，其中就有来自西域的“玉门枣”“西王枣”“胡桃”“安石榴”[16]。这里提到的许多水果，古代祭祀的时候都有贡献，其中就有出自西域的。
除果品而外，从西域引入的蔬菜也很多。芸苔，《通俗文》曰：“芸苔谓之胡菜”[17]4342。芸苔是油菜的一种，籽可以榨油，九十月间插种，叶状颜色类似白菜，开黄色的有四瓣的小花，像芥花，后来遍种于大江南北。胡瓜，即今之黄瓜，又名刺瓜或王瓜，原产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五胡十六国时后赵皇帝石勒忌讳“胡”字，人们将其改名为“黄瓜”。胡豆，又名蚕豆，是张骞由西域传带入中土，东汉《四民月令》：“二月，是月也，杏花盛，可葘沙、白、轻土之田。时雨降，可种秔稻及稙禾、苴麻、胡豆、胡麻。”[18]胡荽，是一种调味品，即今之芫荽，俗称为香菜，又名“香荽”。《太平御览》菜茹部曰：“《石崇奴券》曰：奴当种罗勒、胡荽，不亲不疏。”[17]4342这种菜一般用作佐料而搭配食用，所以种植广泛。胡蒜也是张骞从西域引入的调味品，《东观汉记》及谢承《后汉书》皆言及“胡蒜”，《太平御览》引《正部》曰：“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崔豹《古今注》曰：蒜，卵蒜也。俗语谓之小蒜，胡国有蒜，十子共为一株，二箨裹之，名为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谓之大蒜。”[17]4329《齐民要术》中记载：“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蕹，昔缩，一作胡荽。延笃曰张骞大宛之蒜。潘尼曰西域之蒜。”[19]今天大蒜食用普遍，人们已经不知道它初名胡蒜。菠菜，又名“波斯草”，原产于波斯 (伊朗) 。据《新唐书·西域传上》记载：泥婆罗“二十一年，遣使入，献波稜、酢菜、浑提葱”[20]。“泥婆罗”就是今天的尼泊尔一带，唐贞观二十一年 (647) ，菠菜由尼泊尔人献给唐，从此中国就有了菠菜。初唐，泥婆罗国进献的蔬菜除波稜菜，还有榨菜 (酢菜) 、胡芹，《唐会要》卷100《杂录》亦有载：“泥婆罗国献波稜菜，类红蓝花，实似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酢菜，状如菜，阔而长，味如美鲜苦菜，状如苣，其叶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胡芹，状如芹，而味香;浑提葱，其状如葱而白。”[21]唐以后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蔬菜还有甘蓝、莴苣。胡萝卜，原产阿富汗一带，传入中原比较晚，大概在元代以前从伊朗被引入。
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瓷器等也传入了西域，同时包括一些饮食文化。总之，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背景下，要以和谐与包容的开放性心态，兼容并蓄，创造新世纪的灿烂辉煌。
作者简介： 李小成, 男, 陕西渭南人, 文学博士, 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文章原刊：《唐都学刊》 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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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王炳华、杜根成《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1990—1996》，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
2 参见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载于《新疆文物》1993年第3期，第29页。
3 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载于《考古》2002年第6期，第66页。
4 参见王炳华《新疆农业考古概述》，载于《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第112页。
5 参见马国荣《两汉时期的新疆农业》，载于《新疆文物》1992年第1期，第62页。
6 参见楼兰文物普查队《罗布泊地区文物普查画报》，载于《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第87页。
7 新疆博物馆、巴州文管所、且末县文管所《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基地》，载于《新疆文物》1998年第4期，第19、48页。
8 参见史权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载于《文物》1960年第6期，第26页。
9 参见萧玟《〈伊川考古报告〉简介》，载于《考古》2013年第3期，第55页。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