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0日电 据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最高人民法院10日发布首批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典型案例。
据介绍，涉外民商事审判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中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的法治营商环境。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等法律规定，查明并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人争议，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展现国家司法形象、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重要体现。
近年来，人民法院认真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总要求，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推进以涉外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专门对查明域外法律问题作出规定，并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司法解释对于域外法律的查明责任、查明途径、查明程序、认定标准等进行了系统完善，为域外法查明实践提供了规范依据。为增强对司法解释的全面准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5个典型案例，涉及公司出资、买卖合同、担保合同、多式联运合同、工程监理合同等常见涉外民商事案件类型，涉及美国、英国、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这些典型案例中争议的域外法查明问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于丰富域外法查明实践、明晰域外法查明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明确域外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根据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域外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查明域外法的责任主体。人民法院应当本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努力查明域外法律，不得将应由法院查明的责任转为由当事人提供，也不得简单认定域外法不能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律。在案例二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提供的域外法律包含成文法、判例法以及法学著作等大量资料，当事人之间对域外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存在很大争议，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认定域外法律不能查明，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和认真比较，审慎地对域外法律作出了认定。
二是运用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拓展丰富多元的查明途径是解决域外法查明难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作为手段的查明途径应当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原则上只要有利于域外法律查明的合理途径均可加以利用，以保障准确适用域外法解决当事人争议。在案例三中国某银行浙江分行与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就本案所涉多个法域的法律问题一揽子委托某域外法查明研究中心进行了查明，一次性地解决了案涉多个法律争议。
三是保障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准据法是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规范依据，事关当事人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当准据法为域外法时，不论该法律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获取还是当事人提供，相关域外法律材料均应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充分辩论、发表意见。在案例一赵某与姜某柏、上海鹏某(集团)有限公司、高某中及美国M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纠纷案中，人民法院主动利用计算机网络对存在异议的域外法律条文和判例进行当庭查询核对，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并邀请法律专家发表意见，最终消除了各方异议。
四是提高查明域外法的效率和准确性。长期以来，域外法查明周期长、查明准确率低是制约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的难题之一。为提高查明域外法律的效率，避免重复劳动，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庭前会议等方式与当事人商定需查明的域外法律范围。在案例四江苏某玻璃公司与青岛某物流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中，海事法院在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确定了所需查明的争点以及所涉的域外法律查明范围，极大提高了域外法律查明的效率。
这些典型案例彰显了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准确查明、依法适用域外法的鲜明立场，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法院国际化、专业化、跨法域的审判能力和担当精神。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于持续营造我国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典型案例
案例一
当庭互联网查证美国法 确认争议法律内容
——赵某与姜某柏、上海鹏某(集团)有限公司、高某中及美国M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纠纷案
【基本案情】
M公司是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姜某柏、高某中系M公司股东，高某中任公司总裁。赵某与姜某柏、高某中及上海鹏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M公司向赵某增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新股，姜某柏、高某中应保证收到增资款后两个月内完成以赵某名义对M公司的增资，确保赵某成为M公司新股东及董事、享有股东权利与董事职权。上海鹏某公司为姜某柏、高某中履行合同提供担保。合同约定关于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随后，赵某依约将人民币3304万元汇款至指定账户。2002年4月9日赵某获得M公司股权证明一份，高某中在“总裁”处签名。2002年4月18日、5月22日，高某中召集电话会议分别通过增资提案、修改公司章程决议。2002年5月23日，M公司召开特别股东会议，决定选举赵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截至2002年4月5日的M公司股东名册上，赵某被列为“已缔约，但尚未签发股票”的股东。后各方就赵某是否具有M公司股东身份产生争议，赵某诉至法院要求姜某柏、上海鹏某公司、高某中返还人民币3304万元、支付利息及相应罚息。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出资后是否已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即姜某柏、高某中是否履行了以赵某名义增资并确保其成为M公司股东、董事的义务。由于公司股东、董事身份的认定应受法人的属人法支配，故应适用美国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首先，就股东身份而言，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公司股份应当由凭证加以证明，除非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规定公司股份中的一部分、全部或者某一类的股份属于无需取得凭证的股份。本案中，由M公司总裁高某中签发给赵某的股权证，是确立股东身份的重要凭据。尽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8条规定股权凭证应由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等两人共同签署，但该法第142条规定，一人可以兼任公司若干个职位，除非公司成立证明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而本案高某中签发股权证的行为是履行公司董事长和秘书的双重职责。且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判例认为，公司发行给股东的股权证仅有一人签名之形式瑕疵时，不能以此为由质疑股权证的合法性。综上，赵某持有的M公司股权证真实有效，在收到股权证之时其已被登记在M公司的股东名册上，故赵某实际已成为M公司股东。其次，就董事身份而言，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条规定，董事会可以全权决定根据远程通信的方式召开董事会，并且法律并未规定董事会的此项决定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本案中，赵某经M公司特别股东会议选举，已经成为M公司的董事。前述事实表明姜某柏、高某中已按照系争合同履行了约定义务，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赵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外出资纠纷，双方虽在系争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但本案争议焦点为赵某是否具有M公司股东、董事身份。该争议应依据M公司登记地法律即美国特拉华州的法律及相关判例规则予以判定。法院依据查明的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及相关判例最终认定赵某已成为M公司的股东、董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各自通过美国律师事务所出具专家法律意见书，提供了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律。对双方提交的美国特拉华州法典第八篇第一章普通公司法相关条文和判例的真实性，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进行了当庭查询，并交由双方质证、消除双方异议，有效提升了域外法律查明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一审案号】(2003)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16号
【二审案号】(2006)沪高民四(商)终字第19号
案例二
全面审查原被告双方法律意见书
准确查明英国合同法上有关默示条款等规定
——生某医疗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维某医疗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香港生某公司与英国维某公司签订《分销协议》约定，生某公司以维某公司名义就AlignRT产品(放射治疗患者定位系统)向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维某公司授权生某公司在中国范围内销售该产品；如果分销商未在当年度购买最低价值50万美元的产品，则维某公司有权终止协议；合同争议适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后维某公司以生某公司在2020年度购买产品的价值不足50万美元、违反《分销协议》约定为由，宣布终止《分销协议》。生某公司认为其在2020年度所购买产品的价值超过了《分销协议》约定的最低价值，且在第一年度届满后的两个月内维某公司继续通过电子邮件和微信与生某公司交易，应视为维某公司已放弃终止协议的权利，维某公司单方终止分销协议给生某公司造成巨额损失，故诉请维某公司赔偿因拒绝履行《分销协议》而造成的损失以及如继续履行可得的预期利润。
【裁判结果】
本案双方当事人分别委托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英国某大律师出具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的查明报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本案案情，对两份查明报告的证明力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最终采信了维某公司提供的英国法律查明报告。该院认为，首先，根据维某公司提供的查明报告所载明的判例规则，当合同明示条款与默示条款不一致时，则不存在法院适用默示条款填补合同漏洞的空间。在《分销协议》已对“最低价值”的含义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生某公司主张可适用英国合同法上的默示条款并基于商业目的将生某公司购买的附件6以外的其他产品价值计入“最低价值”，缺乏法律依据。生某公司在2020年度所购附件6中的产品未达到50万美元的标准，维某公司依约享有终止合同的权利。其次，根据英国法院相关判例规则，守约方默示放弃合同终止权利应有明确行为及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维某公司已放弃终止合同的权利。据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生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提交了法律查明报告，就多个争议焦点提供了观点相左的法律资料。查明报告中包括成文法、判例法以及英国法学著作如《奇蒂论合同法》等，其中判例涵盖合同默示条款的解释、合同终止权利的放弃、违约损害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