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学界一般将中国社会史的发端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基础上，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第一批开创性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史研究在继承传统中逐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在为历史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与方法的同时，也给史学界带来了种种思考，成为史学变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走过的发展历程，对于推进我国史学更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社会史发展时，不得不首先将目光投向20世纪的上半叶。当时，梁启超最先呼吁“史学革命”，以“民史”取代“君史”，而“民史，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启超也是“社会生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提倡者。这些主张其实代表了这一时期一批学者的看法，如李大钊指出，“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吕思勉指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还在三个方面有重要开拓。其一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如傅衣凌所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经典著作。梁方仲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所撰写的《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条鞭法》《明代黄册考》等，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其二是民俗学运动。1920年末，北京大学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其后，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1927年11月，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在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其三是法律社会史。如瞿同祖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的书，孕育了法律社会史的新型学术研究方向。
社会史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我国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热点是后来人称“五朵金花”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大论题的讨论虽然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有先声，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充分“激活”，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
“五朵金花”的讨论虽然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和内容走向深入。比如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推动社会经济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农民战争讨论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讨论，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较为充分地揭示了以土地为中心的皇权、地主、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推动了对分期所涉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的深入研究；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促进了对历史上的族群关系的研究。
也正是在“五朵金花”大讨论的背景下，民国时期开辟的诸多社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进一步拓展。
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高等学府历史系的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室，出版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等著作。梁方仲于1949年南下，1952年10月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负责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教研工作。1957年，梁方仲出版《明代粮长制度》，后又完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两位学者互相呼应，为后来的闽粤学派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
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依然活跃。李亚农著《殷代社会生活》，韩国磐著《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王瑶著《中古文人生活》，冯尔康著《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杨宽在《古史新探》中讨论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飨礼、贽见礼、射礼。西北大学的陈直虽治学师承清代朴学，却又特别关切底层工人的生活史，对两汉工人的形态、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汉代米谷价格及内郡边郡物价有专门研究。他自述要“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不搞帝王家谱”。这一论说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在源头上也远绍梁启超的“民史”观。
宗族的问题早在近代以来就为严复、何启以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所关注。林耀华、吕思勉、陶希圣、王国维、曾謇等人开始有专门的研究。1949年后，中国古史分期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推动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杨宽关于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的研究，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金景芳论宗法制度，童书业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左云鹏讨论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徐扬杰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都把这一时期的宗族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唐长孺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切入魏晋时期的士族社会，对中古社会经济史和魏晋南北朝的宗族组织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秘密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功能。1910年初，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刊印出版，开启了秘密社会研究的大门。此后，萧一山编纂《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黄三德著《洪门革命史》，罗尔纲整理出版《天地会文献录》，都为后来的秘密社会研究打下了基础。由于秘密社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农民和底层社会成员，因此，在1949年后高度关注农民革命斗争的氛围中受到重视。上海小刀会起义、天地会的起源和组织形态等都在这一时期有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史学工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唐长孺语）。他们因为坚持唯物史观而获得分析历史、观察历史的新的眼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诉求而在其研究中带有“史从论出”等概念化、教条化痕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便在这样一种格局中，揭开了70年社会史发展的帷幕。然而，这样一种格局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受到冲击，社会史走向沉寂。
改革开放与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学术界也喷涌出强劲的活力。而中国社会史研究则以1986年10月冯尔康等学者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与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为标志，吹响了复苏与振兴的号角。文章“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篇文章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在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后复兴的社会史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迫切希望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传统史学以及不同史学分支区分开来，为社会史开辟一片独立的发展天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等问题，成为社会史学界的讨论热点。
在社会史的定义上，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即陈旭麓等的“通史说”；乔志强等的“专史说”；赵世瑜的“范式说”。“通史说”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专史说”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科总体发展上在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之外新添加的第四块基石”。“范式说”认为社会史“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解释的新面孔史学”。在新的研究范式的观照下，任何史学课题都可以被当成社会史的作品。“历史学的变革目标就是这种社会史”。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顾颉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表述，他为瞿宣颖纂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作序时称，该书“上自民族经济，下至衣食住行，及夫一物一事之形态，一时一地之风尚，莫不备焉”，“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学界，除延续顾颉刚之说外，又有各自新说，或认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社会结构，或认为社会史是以历史上的社会阶级、阶层状况和社会生活为其研究对象，或认为社会史应该以历史上的社会诸方面问题为研究对象。
由于“社会”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如何识别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文化史、民俗学的区别和联系也成为社会史学界的热点问题，各种意见纷呈，见解迭出。
如上诸问题的讨论，其目的皆在于寻求能对社会史广泛研究内容和主题加以整合的概念工具，更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得到史学界其他领域广泛认同的学科框架。但是，“当人们在认识历史应采用什么核心概念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时，寻找和确定整合性的框架是相当困难的”（赵世瑜语），有关社会史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范畴的讨论，因此始终未能获得一致的意见。所幸社会史学者较早就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指出对这些问题“不可不议，也不可多议”（首届社会史会议纪要）。在社会史刚刚起步阶段“不宜过多地去构建体系和框架，要允许有个人特点，不必划一”（王笛语）。事实上，正是因为不纠缠于概念之争，没有构建一个凝固的体系和框架，始终保持边界的模糊性，反而赋予社会史源源不绝的活力。
有关社会史基础理论的争议，虽然各执己说，难以取得共识，但是争议与辩论也深化了学者对社会史基本问题的更深入思考，1992年，同时有三部社会史的典范著作出版。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现代化的进程为视角，以“新陈代谢”为历史脉络，呈现近代中国百年社会巨变，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从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架构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张静如等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1996年，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出版，“其目的就是为确立社会史学科的地位而尽一份责任”。在社会史的定义上，陈旭麓和张静如皆持“通史说”，乔志强和龚书铎皆主张“专史说”，但他们没有执着于概念之争，而是把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论认识实践于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之中，使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学界，在理论方法和学科发展的共识上迅速形成学术共同体。中国社会史学会于1987年成立，并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通讯》。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自1986年首届研讨会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形成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相继成立社会史研究机构，诸多高校开设中国社会史课程，多种“社会史丛书”先后出版。社会史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其作用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
2000年，由周积明、宋德金、郭莹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出版，该书集中国社会史学界一流力量，对改革开放2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基础、范围和线索”，展示了中国社会史学界的气度、实力与开拓精神。《光明日报》史学版在报道该书出版座谈会时综合与会学者评述，以“继往开来”一词概述其出版的意义，而“继往开来”四个字也正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史学界的重要使命。
如果说《中国社会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