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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年长审片员谈电影审查:国人自觉性还不够

2008 年,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了5 年审片员后,他开始在广电总局审查电影。

在当审片员之前,他本有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机会,但当被告知当厂长的附带条件是不准再拍片子后,他拒绝了,“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玩业务的人,我一直没离开过影片”

不靠量化标准靠悟性

广电总局“作为国家的宣传机构,审片员必须把住这个口,弘扬国家的主旋律”。他告诉记者,这份国家委派的任务没有量化标准,得靠“悟性”,“如果你的悟性不到,你掌握的标准不准,那就是你自己犯错误了”。他看报,看电视,学习党政政策,但仍觉得“政治水平不是太高”。

在审查环节中,政治审查无处不在。7 年前审查葛优主演的《气喘吁吁》,刘惠中提出有几个天安门的镜头色彩灰、不明快,“就好像旧社会似的”,但影片讲的是当代故事。尽管镜头里天安门只作为背景,刘惠中也觉得不行,他据理力争,天安门蓝天白云的日子多的是,为什么非得用灰暗的?抱着可能有类似“政治隐喻”的顾虑,他说服了其他审,定了修改意见——“调子比较灰暗,表现新社会的画面一定要给人欣欣向荣的气氛。”制作方把画面改后又送回复审。

相比修改或通过,想要毙一部影片要难得多。“过去叫毙和不毙,现在叫建议怎么修改。”刘惠中和同事交流连“毙”字也会尽量用其他词代替。想毙片时,他会旁敲侧击地说:“我觉得这个有点玄乎,你们大伙觉得怎么样?”要是意见一致,就毙,要是自己是少数,他就写个意见。“你得考虑到导演的前途,考虑到制片商的投资,考虑到社会的影响,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各方面都得圆满了才能动,不能轻易动这个东西。”

曾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自掏腰包,凭家用DV 自拍自导自演了一部90 分钟的生平传记,想进入院线。刘惠中第一次看片后就没通过,“它不是个故事,技术上也不行,全都比较粗糙”。一般电影被毙就无法再送审了,但这片子“有能量”,前后送审了八九次,轮到刘惠中手里就有3 次,对方用尽改电影名字、改公司名的伎俩,片子最终还是没过。“审片不是说我看,我同情你的问题……观众否则骂你,‘什么玩意儿,这玩意也都通过了’,你不能随便。”刘惠中说。

作为审查机制的个体,审片员被广电总局完好地“保护”起来,随机安排影片,事先不告知审哪部,提交的意见表以总局的官方意见公示,不公布具体参审人员,以此避免审片员与观众、制作方直接的接触。

制作方和电影导演把审片员当作阅卷者。刘惠中回忆,一次,轮到他审顾长卫的电影,顾长卫“刺溜一下,自个儿钻来”审片室,“藏在后边不敢露”。这是不被允许的,高椅背的软座和昏暗的光线恰如其分地帮顾长卫打了掩护。直到刘惠中站起来,一回头,“那顾长卫吧。”“哎哟,刘老师,刘老师。这我片子,我来看一眼。”“你怎么进来的?”“哦…… 哦……我干别的事进来的。”隔几句话的时间,再回头,顾长卫不在了。

《一步之遥》剧照

中国人的自觉性还不够

有时,也会出现审片方被动的局面。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上映前,被删剪的传闻众说纷纭,作为《一步之遥》的审委之一,刘惠中清楚地记得电影只改了两处,一是舒淇的台词“初夜权”改为“初嫁权”,二是大腿舞剪了一个拍得太高的镜头。“这就是发行商在发行上的一点微妙之处。”他说,观众的心理是“越说毙,越说不宜看、儿童不宜,就越觉得新鲜,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上座率就高了”。

情色是审片绕不过去的元素。前几年在电影频道审片,刘惠中专门负责审核进口影片中的裸露镜头。

当时电影频道对裸露的内部规定是,“女同志的裸镜头只能从后背转45 度,男同志后边怎么都可以裸,正面下身不行。”那会儿,刘惠中盯着监视器,拿着回放器,一秒25 帧,一点点抠,一帧帧找,直到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帧,一刀切下去,又不影响情节。

审片员还需要紧跟时代的趣味。刘惠中举例说,《泰囧》曾放大过审委和观众间的审美差异,几个老专家审了,“这片子,嗯……不行。乱七八糟”,放映后却获得12.67 亿元的票房。《泰囧》之后再审《港囧》,刘惠中感觉不一样了,要以现代人的角度看,不能按审委个人的口味,“现在跟那会儿不一样了。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东西。你要是说这帮老审委们,那都是中规中矩的人”。

他他承认,自己是“ 比较过时的年龄段”,但心理上不落伍。在西餐厅吃饭,他买团购券。别人赌他玩不转微信,他买

了一个智能手机,自学一星期全会了。对这些异于同龄人的举止,他乐意归功于“一年最多要看1200 部片子”,电影中年轻人的生活更新着他的观念库。

总有言论表达对电影审片制度的不满,这是一个微妙的现实,但刘惠中不会为此感到纠结,“这等于就是一项工作,按着规定走嘛”。国家使命高于一切,“(观众)对制度的不满,我们不太介入这些东西。因为国家规定的,我是受国家委托来的”,“他们(观众)直接对的是电影局,我们是具体执行人”。

中国的审片制度是不是束缚太多了?可不可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刘惠中觉得不行,因为不同国家“人的知识水平、认知度不同”,他和记者举了在奥地利讲学时观察到的例子:他站在路边看来往车辆,他一站,所有的车“唰”地停住了,他一过马路,车马上就走了。

后来他搞懂了,在国外,车会自觉尊重行人,而“中国人现在的自觉性不够”。

审查会变吗?会变化。刘惠中说,也许广电总局不设置审查了,由工会或制片协会之类来监督。

“那什么时候会变?”记者问。

“5~6 年暂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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