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对鲁迅也并不迁就或姑息。他对鲁迅的解剖图要求同样很高，对他的笔记错误也严加纠正。对他的考试，分数也给得很紧。虽然在两次学期考试中鲁迅都是刚好60分，而学年成绩则是58分，在鲁迅一学年结束后的总成绩中，解剖学是最差的（59．3分），也是他七门专业课中唯一仅差0．7分而不及格的课程。可见藤野的严格，对鲁迅毫不例外。

尽管这样，谣言还是暗暗地流传起来。那理由，就因为藤野先生对鲁迅关心备至，而仿佛友善的态度一定造成偏袒。同时也因为这门课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及格。因此一些人对鲁迅的考试成绩也竟怀疑起来。

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

“身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关于追查的经过，1974年阿部兼也等先生在向鲁迅当年的同学、年级总代表铃木逸太了解此事真相时，铃木这样回忆：调查者问：关于泄露试题的流言，这事的情况……

铃木答：有这事。我们已经说过了“哪有这种没有根由的事”，这样澄清过了。又对藤野先生说：“我当然不相信，可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谣传，先跟您打个招呼。”藤野先生说：“喔，是吗?谢谢你。可是没有这回事呀，同学。”在这种场合，我是大家的所谓汇总人吧，才参与了这件事。……是谣传哪，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考了个中等成绩啊。任什么也不懂就不可能有中等成绩。“一定是藤野先生怎样怎样了”，就真有这么传说，也有这么说过的家伙嘛!所以我说：“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反正出了这种事，这可太可怜了，所以，我对大家这么说了，对藤野先生也说了，说：这种事纯粹没有呀!把大家集合起来说过，这事我还记得。

调查者问：关于很厚的匿名信……

铃木答：这事可不知道啊。

调查者说：托尔斯泰做的那件关于日俄战争的事，在报纸等等上面……

铃木答：有这么回事。

调查者：关于在黑板上写通知这件事……

铃木：哪天哪天要干什么，这事是有的。

调查者：说是在“漏”字那个地方加过圈……

铃木：这还是可能发生的呀。特别是在希望全部参加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这些人之外，有些从上一班降下来的人，任意地干各式各样的，对所谓下级，因为是自己的后辈吧，还是有些对后辈干各种事情的家伙的。我想恐怕是这样的瞎胡闹、恶作剧吧! （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

铃木的证言，对于了解事件的真相很有帮助。但是，从中我们无法了解到谁是写信的人，也无法了解到谁是那个“干事”，因此无法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情况。因为直到最近，我还听到有人明明是猜测而又很肯定地说：当时大概藤野先生确实把题目告诉了鲁迅。但是说者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如果确有证据表明藤野露题给鲁迅，那对鲁迅的伟大和藤野的高尚也并没有多大的损害。问题是，倘若真是那样，鲁迅又为什么要把这不光彩的一页写出来，自己来揭自己的伤疤，出自己的洋相呢?难道他会愚蠢到以为自己的同学都死光了，无法对证了吗?

在鲁迅被检查讲义，并收到那封“托尔斯泰式”的信之后，虽经追查，流言消灭了，但是，这件事对鲁迅的自尊心的打击，其严重性不应低估。鲁迅在二十年后提起这事，在笔下还是充满了屈辱感：“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当然是反话,因为鲁迅的解剖学成绩确有两次都是刚好六十分。

尽管十分气愤，但最后，鲁迅还是把那封“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给“他们”了。按照鲁迅的倔强性格，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为什么他还是退还了?按照上面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出于心虚而使然。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生存环境迫使他这样做。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身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它给人的心理体验就是——屈辱。究其根源，就不能不对鲁迅的生存环境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揭开这个谜底。现在，我们先得叙说另一件使鲁迅深受刺激的事件。

第二次精神刺激

这种带着优越感的侮辱性的论调，

使鲁迅的心情雪上加霜

就在“露题事件”发生之后不久，鲁迅又遭受了第二次精神刺激。

1905年底，鲁迅回东京度寒假。这年，由于中国留日学生已猛增到万人，同盟会在其中联络学生，宣传反清活动，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加以管束。六七月间，日本报纸纷纷披露，文部省将颁布《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生获悉后，激愤异常，纷纷向驻日公使和日本外部提出质问，日本外部答：无此事。可是到了11月2日，日本当局突然以文部省十九号令颁布了所谓《关于供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其中规定了“清国人生徒校外监督方法”，全部共15条，而有五条引发争议：

第一条规定：“入学时须交中国公使馆的介绍信。”

第四条规定：“转学、退学时须附有中国公使馆的认可信。”

第六条规定：“退学时须将其理由通报中国公使馆。”

第九条规定：“公私立学校应使中国留学生居住于寄宿舍或学校监督下的公寓，监督其校外生活。”

第十条规定：“在他校因品行不良被责令退学之中国人，不得准许入学。”

这个《规程》虽然没有使用“取缔”字样（“取缔”一词在日语中是“监督、管束”之意），但内容实质未变。所以留学生仍把它称为“取缔规则”。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借此遏制中国学生的反清活动。留学生们群情激昂，痛斥当局玩弄欺骗手段，并以停课和退学来抗议这一法令。11月28日，留日学生总会以评议部决议上书公使，请中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取消该规程中的第九、十两条。其中说：“向来所设之寄宿舍等，亦未必尽适宜。故吾国学生，常有不愿居住者。”

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12月2日，矿路学堂学生印发传单，呼吁废除“大辱国”的规程，弘文学院学生响应，并联合各校相继停学，随后，各校成立了联合会，提出取消规程的全部，向全体学生发出通告，宣布“日本设特别法以待我，是奇耻大辱，宁弃学问以全国体，争之不得，当悉归国”，甚至成立了纠察部、敢死队。秋瑾发表了“烈火一般激烈”的演讲，陈天华则因愤于《朝日新闻》诬称学生的行为是“放纵卑劣”而投大森海自杀，秋瑾、田桐、易本羲等组织两千（一说二百）多学生回国，成立了中国公学。而留下来的学生则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先后十次向国内外发表意见书，历数留学生遭受的歧视和凌辱，及《规程》中不利于学界的条款，据理力争。同时，流亡中的孙中山也发来电报，支持学生的主张。

12月9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