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维
很少有人知道，穆瑞·罗斯巴德，这位今日世所公认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复兴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曾经差点没能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尽管当时他的功课是全A，学术委员会也早已批准他获得博士学位，但因为系里一位大人物的阻挠，年轻的罗斯巴德迟迟不能毕业。一直要等到这位后来在尼克松总统任上担当美联储主席之职、并“成功”造就了197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阿瑟·伯恩斯去到华盛顿，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斯巴德的博士学位才被授予。这出师不利的一幕，似乎预示了他未来在学术界被边缘化的命运。
尽管在学术道路上受阻，前途未卜，但这位波兰移民的后代并未放弃，只是试图以更努力的工作来证明自己。在等待授予博士学位期间，他获得了以“自由意志主义”倾向著称的沃尔克基金会的一份工作，负责分析刚刚出版的重要的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书籍。而其中的一项工作内容，便是应邀将米塞斯的划时代著作《人的行为》改编为一本适合刚刚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大学生使用的教科书。
这一年是1952年，自罗斯巴德结识其时主要活跃于美国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诸人物已经过去了六年，距离首次见到米塞斯本人也已有四年之久。可以说，奥派的人已经把经常参加米塞斯研讨班，并为《人的行动》撰写了两篇书评的罗斯巴德当作了学派的一员，而米塞斯对于将自己的著作改写为经济学入门书的计划也非常支持。关于这一点，有此后两人之间持续不断的通信为证。
有了前辈的鼎力支持，罗斯巴德在项目启动后不久就顺利完成了教科书的大纲和“基础章”。但是当他开始对整本书进行构思时，出于逻辑和方法论上的考量，他很快有了不同于米塞斯的新观点，于是决定将计划中的教科书扩充为一部论著，而鉴于需要修订和增补的内容甚多，这事实上意味着重新撰写一部经济学综论，也就是这部被后世誉为“复兴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之作”的《人、经济与国家》。
“修正版米塞斯”
“二战”之后，在自由世界的经济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除了以阿尔佛雷德·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之外，就是制度经济学了，但他们都不排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未有多大的改变）。年轻的罗斯巴德对此甚为不满。他后来回忆道：“我坚定地、本能地感觉到所有经济学派都是有错误的，所有经济学理论都让我不满意，但当时我确实没有一个好的理论基础。我相信简单的供求理论是正确的，所有我接触的理论都不让我满意，而当我读到《人的行动》，一切就归入正位。”
因此，可以想见，当罗斯巴德通过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与当时被政界和学界称为“老右派”的一群人取得联系，开始系统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的兴奋。当时的这一群体，主要集中于共和党右翼，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是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针对当时美国的内外政策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的主张，乃是来源于美国独有的那种综合古典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思想。这个群体中的最激进者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认为社会能够自我规范，应当对之不加干涉；并且，不受妨害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应该是自由的一部分，也是经济繁荣的关键。
在“冷战”初期，这样的观念意味着倡导规避导致增强国家权力的战争、严格解释宪法、支持联邦主义（对“州权”的定义采取扩大解释），同时还代表着反对新政导致的官僚集权、可能的经济计划以及卡尔·波普描述过的那种“整体社会工程”。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唯一的“老右派”，罗斯巴德在参加米塞斯的研讨班后，发现米塞斯坚定地自由放任经济学和那种对自己观点毫不妥协的态度与自己的旨趣很是合拍，而有了奥派的理论作“主心骨”，也促使罗斯巴德身上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天性愈发成熟。是以，当《人的行为》这部巨作出版时，罗斯巴德在评论中称其为一部展现了“经济科学的完整结构”的“恢弘巨著”，“以行动学，也就是个人行动的一般原理为坚实基础。”
而整部《人、经济与国家》，也毫不出人意料地将这一理论作为逻辑原点，力图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经得起逻辑推理的经济原理。在这部书的起始部分，罗斯巴德首先清晰地定义了“行动的概念”，即：人的行动可以简明地定义为有意图的行为，人的行为不同于从人的角度观察到的无目的运动，它是可以被其他人有意义地解读出来的，它受行动人所考虑的特定目的的支配。“所有人类都行动，这乃是人类的存在及其作为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不行动，不做有目的的行为，就不能再归为人类了。”在这一点上，罗斯巴德的看法受到了他在书中明确引用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影响，而有别于米塞斯从康德主义立场出发的“人的行为”原理。
在米塞斯的观念里，人类必须按照一定的范畴来思维，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知道某些命题，如行动原理，是先验为真的。因为我们无法以一个与之矛盾的方式思维，所以我们知道有关行动原理的命题是真的。但米塞斯的康德式论证方法的弱点在于，它呈现给我们的世界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道需要以思维来连接的分离，而罗斯巴德的观察和论证角度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由此经得起现实推敲的基础出发，罗斯巴德给出的首要推论是：只有个体的“行动人”才能实施行动。由于只有个体才有目的、才会行动以及实现目的，也就不可能存在“群体的”、“集体的”、或者“国家的”目的和行为。因为离开了个体行动人的行动，上述集合体都不可能存在。例如，某个被称为“政府”的行为，其实仅仅是一种比喻说法，实质是一部分人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他们按照双方皆认为是“政府”的方式行动。这样看起来，一个像政府这样的机构的存在，只有通过影响个人的行为才变得有意义，这里的“个人”，既包括政府机构成员，又包括非政府机构成员。
信奉“自由至上主义”的奥派成员罗斯巴德给出这条“首要推论”，显而易见是为了强调将个体的行动自由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拒斥随处可见的，以集体、政府之名越俎代庖，侵犯个人意志与行动自由的经济行为。
市场经济、计算与“垄断价格”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到30年代中期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著名讨论中，论战的发起者米塞斯似乎是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进行计算，因为没有市场，无法对生产资料和资本财货给出定价，而不能定价就不能计划，因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必然归于失败。在此问题上，罗斯巴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够进行计算并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因为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强制性地控制了经济资源，其中包括全部的生产手段。
罗斯巴德认为，在由一个机构拥有或管理着经济中所有资源的经济体中，不论这个机构是一个人或者是私人卡特尔，只要生产过程不通过市场，都无法给出真实的定价，由此，“完全的经济非理性和混乱会蔓延开来。”
这一判断，与科斯的观点不谋而合。科斯认为，单个企业，作为市场参与者之一，永远面临着是在内部扩大生产还是在市场上购买产品的决策，而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总会有一个最佳的“计划量”。
正是由于每一种财货（生产资料），都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市场，在其中，生产者购买它比自己生产它要划算，所以不可能存在一个垄断所有经济的巨无霸企业。自由市场中的任何企业，也不会愚蠢到想要通过合并，使自己的企业拥有经济中所有生产性资产的地步。
由此就引出了“垄断价格”之辩。在罗斯巴德看来，米塞斯的“垄断价格”概念是错误的，或者说，它并不适用于完全的自由市场，因为在自由市场中，即使人们可以准确预估需求曲线（现实中并无这种可能），即使一个行业里存在单一企业（垄断企业），但由于市场需求总是有弹性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判断这一价格是竞争性的还是所谓的“垄断价格”。
批评凯恩斯经济学
《人、经济与国家》在对经济学展开综述的同时，还对因罗斯福新政声名鹊起、并在之后影响巨大的凯恩斯经济学给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罗斯巴德指出，整个凯恩斯主义体系是由一个错误的假设开始的。凯恩斯认为，消费总额可能达不到保持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水平，但在自由市场上，简单的供求关系曲线就可以证明，如果工人失业，就一定会把整体工资水平拉下来，那就会引起进一步的反馈，持续的失业率也就成为不可能。但凯恩斯主义者假定工资不能下降，而实际上，由于处于“充分就业”水平以下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无限弹性的，虽然可以制定法律使货币工资水平不下降，但失业率上升，必然引起政府支出增加，因此实际工资仍是下降的。所以，要结束失业，工资必须下降。而这一观点，完全可以从晚近阶段各国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水平后，社会总体就业率的上升得到佐证。就这样，直到工资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商人们愿意投资，经济再度繁荣为止。
对此，凯恩斯主义者或许会辩解说：即使工资下降，失业率仍会维持原状，因为此时人们持有现金、获取利息的投机性需求仍然会阻止他们投资。在这里，罗斯巴德继续富于洞察力地指出：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决定利率水平的，是市场上持有货币的投机性需求；但恰恰相反，是作为各个生产阶段之间价格差而存在的利率，决定了人们的持币需求。这一点，也被后来因对“理性预期”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卢卡斯的工作证明是正确的。普通人的选择也可为此提供佐证：如果利率水平偏低，一般人都会选择投资而非持币等待贬值。
与凯恩斯经济学密不可分的一个经济学核心问题，则是被罗斯巴德称作为“暴力干预市场”的话题。出版社出于学术潮流和商业的考虑，决定删去全书原稿中的探讨权力与市场关系的第三部分，罗斯巴德于是重新写了第12章来代替被删除的部分。在全书结尾的这一章里，开篇就将基于暴力的“霸权关系”与基于自愿交换的关系作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力图证明：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过程，将是某些人不恰当地利用权力赚取效用，而必然导致另一些人因此损失应当获得的效用，进而引发社会冲突。对此，罗斯巴德的结论是：“国家行动不能增进社会效用”。考虑到作者一贯的学术立场，这里的潜台词显然就是：唯有自由市场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这部厚重的《人、经济与国家》出版后不到二十年，由凯恩斯式和其它种种国家本位的经济干预带来的危机此起彼伏，在此过程中，数理经济学和过分专业化的术语在现实世界的崩塌面前，正日益显现出其脆弱的一面。
尽管奥派至今无法在政府主导经济决策、发挥实际作用，同样难以证明的是，如果按照这些彻底不妥协的自由市场派所希望的那样行事，就注定可以避免这一切。但像罗斯巴德这样具有“无政府主义”气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存在，至少为我们提示，增进自由和“社会效用”的可能。
就像阿马蒂亚·森所说，发展既是自由的手段，也是自由的目的。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发展”和“自由”更能赢得我们的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