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长时段的考察不难发现,唐以前北方草原政权兴起和经营的核心区在阴山南北，而唐以后兴起和经营的重点区域则在蒙古高原的东缘及东北地区。学术界有关中原农耕王朝都城东移问题已有充分探讨，对北方草原政权中心的东移问题，则尚未见专题研究。毛汉光、黄永年较早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毛汉光在1979年发表的《唐末五代政治社会之研究——魏博二百年史论》中指出，唐末五代“国家重心移至关东，契丹成为中国最具威胁的外患，河北成为国防重心，魏博地区乃是汴梁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此与隋唐之际首号外患来自正北，以长安为政治中心者以关中为国防重心的形势，已不复相同”。该文的讨论范围，尚仅限于唐末五代政局和政治空间的变化。黄永年于1982年发表的《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表述更为完整，他指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对中原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的威胁即所谓‘边患’，前期多来自北方、西方，后期则多来自东北方。其转折一般都认为开始于五代时契丹阿保机、德光父子的南侵”。但该文重点讨论唐代河北藩镇兴亡原因，故而未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陈寅恪“关陇集团”、毛汉光“核心集团与核心区”以及许倬云关于中国历史核心区、中间区和边缘区“三层分区”理论基础上，鲁西奇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分别予以阐释。他认为，秦汉时期的核心区是从关中转移向“三河”，北朝至隋、唐前期的核心区在关陇、河东与河洛，中晚唐、五代与北宋的核心区在汴洛与河北，而辽金元三朝的核心区则从草原转移至燕地。但其观点依然侧重于政治军事集团组合、财富与经济资源集聚而成的“核心区”。李鸿宾也指出，唐宋王朝转替之际，是中国王朝空间地缘布局呈现出燕山南北取代“关中—阴山”成为王朝重心的变化。不过，他们重点关注的是中原地区，而对北方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原因和二者形成的地缘空间特征，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历代王朝“大一统”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则未作深入揭示。 

托马斯·巴菲尔德是较早对唐以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衰落、东北地区游牧力量兴起进行阐述的海外学者。他认为，维持北方草原游牧政权完整性所需的资源，只有中原地区才能够提供。唐以后西北地区距离中原核心区过于遥远，辽河流域及东北地区紧邻华北平原，更有利于从农耕区获取生存资源。这一观点缺少精深论证，难以令人信服。一方面，游牧族群获取农耕资源的途径并不具有唯一性，也非中原核心区才能提供。汉唐时期游牧社会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农耕经营，而草原政权中心东移后，其政权性质已非单一行国体制。辽金时期对农耕资源的依赖已退居次要地位，农牧区南北整合和中国“正统”的政治诉求已上升为农牧政权博弈的焦点。另一方面，巴菲尔德的观点也存在一个逻辑悖论。中原王朝政治中心是农耕资源富集区，但其外围防御也最为坚固，非和平状态下游牧政权从中原地区获取农耕资源的成本远高于远离农耕王朝政治中心的地区。汉唐时期，农牧政权围绕阴山南北展开的争夺，以及宋辽时期在燕云地区的激烈对抗，均让双方付出了极大代价。尽管农牧政权博弈的焦点通常是对彼此政治中心的争夺，但并不意味着一方的政治中心会随着另一方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如东汉、北魏都城都曾东迁洛阳，阴山南北作为游牧政权政治中心的地位却并未因此发生改变。 

此外，西方学术界习惯于将北方草原政权统称为“草原（游牧）帝国”或“游牧王朝”。但是唐以前的草原政权是游牧行国体制，而辽金时期农耕经济所占比重已远超游牧经济，政权性质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然，单纯以“草原（游牧）帝国”或“游牧王朝”来定性北方草原政权并不准确，且易导致陷入与农耕王朝“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因此，将唐以前的草原政权称为“游牧政权”，而将辽金西夏及元朝定性为“农牧复合政权”更为准确，也有助于澄清草原政权中心西东转换的原因。有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