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9月20日 08:51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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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文化、军事重镇。嘉靖封关正式宣告了敦煌作为“丝路明珠”的辉煌被历史尘封。2016年9月20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敦煌开幕，七十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派文化代表团前来参会。敦煌成为文博会的永久性会址。

文博会主会场

嘉靖三年（1524年）是敦煌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放弃了对嘉峪关以西地区的管辖，原关外行政机构及军民撤迁回关内。

在此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文化、军事重镇。嘉靖封关正式宣告了敦煌作为“丝路明珠”的辉煌被历史尘封。在此之后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距离嘉峪关以西360公里的敦煌只是亚欧大陆腹地深处茫茫戈壁滩中一个破败的小城，鲜有人知晓。

2016年9月20日，作为“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平台之一的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敦煌开幕，七十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派文化代表团前来参会。敦煌成为文博会的永久性会址，今后每年举办一届。

一、文明交汇

一切关于敦煌的讨论必须先从其地理位置开始。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交汇处，是被沙漠戈壁所包围的一小块绿洲。一方面，敦煌的确处于横贯欧亚大陆交通要道的关键位置，向东连接中原，向西紧邻新疆连接中西亚。另一方面，敦煌周围没有大城市，古代如此，至今依然如此。敦煌距离省会兰州1100公里，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990公里，即便距离酒泉市府所在地肃州区也有390公里之远。独特的地理位置构成敦煌两千年历史上兴起与衰落的空间背景和逻辑出发点，也是理解敦煌经济社会历史变迁的必要知识前提。

敦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三代之前，古称“三危”。在《禹贡》、《尚书▪舜典》等典籍中就已经出现了“三危”这一地名。至今，在敦煌市东南方向仍可看到一座“三危山”。在夏、商、周三代，敦煌被称为“瓜州”，根据《左转》的记载，是“允姓之戎”生活居住的地方。《禹贡▪山水泽地篇》中记载，“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有趣的是，直到今日，敦煌依然盛产西瓜和甜瓜，口感绝佳，远近驰名。

当然，不论是“三危”还是“瓜州”，都是历史地理学上的一个泛称，大致对应着今天敦煌所在的这一片地理区域，与现如今正式的敦煌市行政区划并非完全对应。实际上，在现在的敦煌市东北方向大约一百公里处，还有一个叫“瓜州”的县级行政区。

敦煌真正在正史中成为具有官方意义的行政地名始于西汉时期。汉武帝元狞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军队被汉朝军队击败。自此，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两个行政区划，以及玉门关、阳关两个军事关隘，并修筑了长城。十年之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张掖郡和敦煌郡，与武威郡和酒泉郡并称“河西四郡”。从内地迁移居民到此屯田戍守。

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之后，敦煌开始成为中原地区通往西域道路上的军事、商贸、文化、政治重镇和交通咽喉。中原地区的商旅从洛阳、长安等都市出发，一路向西，在敦煌分道南北两路，或出阳关、走昆仑山北麓，或出玉门关、走天山南麓，然后经西域，最远延伸至如今的西亚、欧洲和北非地区。日后对亚欧大陆商业贸易和文明交流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就是沿着这条通路展开的。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敦煌长期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集散、文化交融、军事储备之所。在当时交通迟缓、通信阻塞、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敦煌成为长途跋涉过程中人畜歇脚避难之所和商品货物交换的中转站。可谓茫茫戈壁之中的一颗“丝绸明珠”，迎接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此汇聚来往，连接古代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交流。

东汉、三国、两晋一直到十六国时期，敦煌因为远离政治中心，在当地豪族政权的治理下基本保持稳定，人口还出现了一定增加。敦煌成为佛教传入东方生根发芽的第一站，与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在此交汇。竺法护及其弟子西晋时期在敦煌翻译佛经、传播教义。其后不久，乐僔和尚在前秦时期来到这里，开凿了第一口佛教像窟，这就是莫高窟的开端。

古代敦煌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丝绸之路畅通繁荣，加之统治者大力倡导佛教，莫高窟开窟造像之风在这两朝大兴，即便在安史之乱吐蕃占领敦煌期间也没有淡化。后来，张议潮率兵起义，被唐王朝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氏家族的统治在后梁乾化四年（914年）被其外孙婿曹议金接替。张氏和曹氏家族一方面奉中原王朝为正统，接受封号，另一方面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交好，保持与西域的商贸文化交流，在较长时期维持了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两宋时期，敦煌在西夏统治下的一百多年间里，经济繁荣，文艺兴盛。蒙古人在1227年打败西夏，占领敦煌。在蒙古大军日后西征的道路上，敦煌是一个重要的据点。在元代以后，敦煌失去了连接东西商贸文化交流的地位，逐渐开始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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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西分野

嘉靖封闭嘉峪关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已经过去了94年。而在世界的西方，大航海时代正在拉开序幕。在嘉靖封关之前的三十年，哥伦布在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的支持下，先后4次出海远航，跨越大西洋抵达美洲，史称“发现新大陆”（1492年）。1511年，西班牙人巴尔沃亚在巴拿马地峡的高山之巅望见了太平洋，成为“发现太平洋的第一个欧洲人”。1519年到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团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麦哲伦船队返回葡萄牙之后的第三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成为弃城。

放在更大的尺度来看，敦煌由兴盛走向衰落不仅仅是一城一地之兴衰，而是标志着东西方世界经济史和文明史的“大分流”。伴随着大航海时代序幕的拉开，西方海洋贸易迅速兴起。然而此时，以“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亚欧大陆路上贸易却日渐衰落。敦煌的衰落既是政权更迭、明王朝闭关锁国的结果，也是海洋贸易替代陆上贸易的必然。

在西方走出中世纪的暗淡、开始走向大航海时代的波澜壮阔之时，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表面上仍处于皇权时代的最高峰，但实际上，闭关自守和不思进取的心态已经点燃了盛极而衰的导火索。当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等西方列强先后打开大门、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同时，世界东方的大帝国却关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门。除了西部闭关之外，明朝政府以及清朝初年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还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直到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才开始有所缓和。

明朝封闭嘉峪关之后，敦煌先是被西域吐鲁番占领。直到清代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设沙州所之后，中央政府才再次恢复了对敦煌的管辖和治理。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下令沙州所改设沙州卫，从甘肃五十六州县陆续向敦煌大规模移民垦荒屯田，重修沙州城。终于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人口经济有所恢复之后，才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此时距离嘉靖闭关已过去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但直到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学蔚然盛行之前，敦煌始终只是中国大西北戈壁滩上一座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的普通小城。

日后，历史学家黄仁宇曾以《万历十五年》为题写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或许更能反映作者的本意——“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为现代汉语是，“1587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或者“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的确，与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的崛起相比，中国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嘉靖封闭嘉峪关之后的第63年。

黄仁宇在书中提到，“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下令封闭嘉峪关，对于敦煌不是一件小事，对于明帝国也不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明朝政府治理河西地区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管辖收益，自此开始，明朝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就已经开始弱化了。

世界历史东西方分野的大幕就此拉开。一边是开放、探险、走向世界；另一边是封闭、自大、抱残守缺。一边是意气风发，从发现新大陆，到开拓殖民地、发展洲际海洋贸易，直到后来的探索南极，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工业革命，实现在空间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开疆拓土；另一边则是依旧重复着改朝换代的周期律，直到家底消耗、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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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精神

清朝开关之后的敦煌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从甘肃五十六州县向敦煌有计划、大规模地移民。这一阶段的移民深深地影响着现如今敦煌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文化。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地名中体会到敦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刻的移民烙印。敦煌市西的“肃州镇”，名字来源于肃州（即现在的酒泉市）。雍正年间的肃州移民来到此地，于是有了肃州坊、肃州堡、肃州庙村。月牙泉镇有个村子叫“兰州村”，兰州村最早叫作“兰州坊”，最早的居民是雍正年间从甘肃兰州府迁移过来的。转渠口镇有个村子叫“漳县村”，漳县村的早期居民来自甘肃漳县，移民到此建立了“漳县坊”。“盐茶村”的早期主体居民是雍正年间由当时的甘肃省盐茶厅（即现在宁夏海原县）移民而来。

事实上，这些来自甘肃五十六州县的移民中，很多人本来就已经是移民的后代，他们的祖籍和故乡可以追溯到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份。直到现在，很多敦煌老人仍然乐于回忆和讲述先人当年从大槐树出发背井离乡、举家迁徙的故事。

雍正迁民是敦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在此之后，仍有移民陆陆续续迁至敦煌。最后一批较大规模移民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年，原甘肃省“两西办”与敦煌市政府签订指令性移民责任书，在敦煌市最北郊开垦荒滩，建立了一个整建制的移民村。1990年到1996年间，从甘肃省定西、白银、兰州、天水四个地区的十个县市迁入移民485户，1927人。因为70%以上的移民自定西市迁居而来，新成立的村子被命名为“定西村”。

我曾多次到定西村调研考察。在与村民的交谈中了解到这个移民村二十六年的发展演进历程。移民到来之初，开垦荒滩，苦难辛勤，可谓筚路蓝缕。盐碱地上搭个窝棚，父母兄弟挤进去，就是一个家。冬天严寒难耐冻得发抖，夏天烈日暴晒，春天青黄不接，还有风沙肆虐。有不少移民因为忍受不了创业的艰苦，而返回原籍地。新移民也曾被邻近村子的人视为外来户、甚至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移民自身的努力和互帮互助下，加之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定西村如今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高于其所属的转渠口镇的平均值，路、渠、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于敦煌市其他农村也处于较高水平。

当年戈壁荒摊上披荆斩棘、扶犁赶牛、创业维艰的汉子如今有的已经步履蹒跚，两鬓斑白；当年嗷嗷待哺、咿呀学语的婴孩在这方水土的养育下，茁壮成长，成家立业，成为敦煌的新主人。

定西村是敦煌最后的一个整建制移民村，定西村的居民是最晚一批来到敦煌的移民。从定西村的发展历程中，从定西老百姓口中讲述的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了自清代康熙年间开关以来敦煌近三百年历史中一代代移民的身影，体会到他们身上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互帮互助的创业热情。

我想，敦煌精神不仅指以莫高窟壁画为代表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一代代移民们身上的那种冒险精神和创业热情也是敦煌精神的一部分。事实上，移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热情与古“丝绸之路”上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勇于打拼、包容互助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移民精神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两者共同构成了敦煌精神的内核。

如今，当我们讲传播敦煌文化、发扬丝路精神的时候，往往专指开放包容与跨文化融合。但如果真正全面地理解了敦煌的历史之后，就会发现，这样的界定过于狭隘了。甚至可以断定，跨文化融合只是结果，是表象；深层内核是丝路商旅和外来移民身上那种不畏艰险、开拓进取、勇于打拼、包容互助的精神。

对于全球化大潮中的今人而言，加强跨文化交流、以开放的心态理解和包容异国文化，重要性自然无可辩驳；但与此同时，学习和发扬敢为人先、开拓创业、勇于创新的移民精神也是传播敦煌文化的应有之意。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旧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经济结构亟待调整转型升级的特殊历史时期，后者更应值得大家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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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圣殿

敦煌再一次走进世人的目光要等到二十世纪初。1900年，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藏经洞中贮藏着历史上多个朝代的数万件经卷、文书、账册、历本、信札、织绣、画像等文物资料。有的用汉文写成，有的则用的是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等文字。

很快，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为首的外国学者和探险家闻讯而来，半买半骗，以不公正的手段拿走了藏经洞中的大量文物。当时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无暇、也没有意识和能力去保护这些文物，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散落海外。

值得些许慰藉的是，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的众多学者对这些文物资料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挖掘工作，推动了“敦煌学”的形成。如今，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跨文化、长历史、国际性的综合学科。这时距离嘉靖弃城封关、敦煌军民撤迁关内已经过去了将近四百年时间。

“丝绸之路”上商旅交汇和文化融合促成的繁荣集中地展现在莫高窟壁画之中。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从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僔和尚在岩壁上开凿第一个洞窟算起，距今已有整整1650年的历史。前后历经了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10个朝代，历时绵延长达千年。

历朝数代的开凿兴建使得莫高窟的规模不断扩大，塑像、壁画的内容不断丰富。在隋唐鼎盛时期石窟总数曾超过千个。至今现存的洞窟有735个，彩塑3000余尊，壁画面积大约4.5万平方米，另外还有木构建筑5座，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尽管开凿石窟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目的是用来礼佛。不过莫高窟所蕴涵的元素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而是集建筑、雕刻、彩塑、绘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群。

尤其是壁画，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意象丰富多彩，除了经变画中的佛教经典故事和宗教形象之外，还有其他众多神态各异、形象千奇百怪的人物造型，有王公贵族，有农夫牧人，有歌女舞伎，有商旅走卒，以及各个历史时期捐资开窟的供养人像。

壁画同时汲取了中原文化、伊斯兰、波斯、印度、希腊艺术的特点和长处，涉及的景物五花八门、气象万千，既有山川河流、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又有宫殿楼阁、桥梁酒肆、交通工具，还有服饰、乐器、生活器皿，以及狩猎耕作场景、战争场面、舞蹈形态、运动娱乐活动，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莫高窟艺术群是民间文艺繁荣荟萃的结果，不同于端庄肃穆或雍容华丽的皇家文艺或者庙堂文艺，因而表现手法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