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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鉴》专家点评之二

《政治通鉴》专家点评之二

2020年7月30日,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数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表示,《政治通鉴》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界的标志性成果,对推进中国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必将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专家点评

文/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

《政治通鉴》的发布在当下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谈点我对中国的理解。可以从两个维度理解中国:一个是历史的中国,一个是世界的中国。

中国首先是历史的中国,也可以说是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国家。我经常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不仅仅意味着过去,而且是对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连接。这与中国文明进程有关系。黑格尔比较世界文明后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 本来,在黑格尔看来,印度的古文明也保存下来了,但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国家。“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与印度不同,“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这种历史感使中国人将自己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就必须穿透历史。这在于,中国是在一个空间地域上,通过王朝更迭,形成的多次性帝国。后人总是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史记》、《资治通鉴》便是标识。不读懂《史记》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中国有丰富的政治,但是缺乏政治学。这是因为,在近代之前是中国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文明国家,自我发展,只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反思。反思需要参照。到近代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进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仅仅依靠历史中国的学识经验已经远远不够了。历史的中国是形成的,是一种自然的演进,内生型的演化;世界的中国是建成的。建成和形成是不同的。建成的是人为建构的,人有价值、有目的,需要知识和理论。这样就需要政治学。中国有政治但是没有政治学。历史的中国主要是要通过叙事对事实进行描述和认识,对政治有很深的见解,但是没有通过学科概念和知识体系把它理论化,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以,中国的政治历史漫长,政治学却非常短暂,需要从基础工程着手。

《政治通鉴》是政治学的基础性工程,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通”,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第二个是“精”,在政治学体系中选择有影响力的论著和专题;第三个是“深”,它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研究性的挖掘,是学术性的表达。这为《政治通鉴》产生广泛的影响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处于打基础阶段,需要两个“吃透”。一是吃透理论,特别是经典理论;二是吃透实际,把握和跟踪政治现象。中国政治学从建立以来,始终是追随式研究,一方面追随西方理论,第二方面追随政策变化,没有能静下心来进行钻研性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在学术上没有足够的底气。政治学必须要研究政治规律,政治规律是对长时段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的提炼,所以我们还得追踪政治现象的变化。《政治通鉴》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

《政治通鉴》是一个大的工程。提点儿自己的看法。

一是要考虑工程定位,是记录还是研究?如果是记录,国外有年鉴学派,我们这个通鉴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

二是面对专家还是面对普通人群,还是面对现在的干部,要定位清楚。

三是学派,现在提出“通鉴学派”,是好事儿。一个学科的成熟,重要标识便是学派。学派表示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追随式研究是永远不可能有学派的。但作为学派,有一些基本要求,要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别人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做的是别人不做的,或者是做不好,做不了的,这才是我们学派应有的地位。这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和进一步明晰的。

供参考,谢谢!

 专家点评

文/张小劲

清华大学 教授

首先要向可平教授以及各位编者表示祝贺,祝贺《政治通鉴》第一卷的出版!这是一个系统化工程的第一步,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也许是因为年岁渐长的缘故,今天的场合令人感慨,能够回想起许多的历史片断。第一个片断是40多年前政治学科步履艰难的复建,在座的李景鹏老师是那一代师长的代表,在座的各位则是后来的受益者。第二个片断则是30多年前,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波引进翻译外国学术辞书的浪潮,在座的许多学者都参与过,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牛津法律大词典》以及《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等等;这一系列的翻译建构了一座桥梁,跨越了中外学界学术上的差距和相互隔绝的历史格局。从历史片断上联想到今天,可以看到《政治通鉴》显然是一个新的开端。在这里,我愿意讨论《政治通鉴》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刚才有几位学者提到,《政治通鉴》开启了一个通鉴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广义的政治学派,强调的是人文、理性、科学的精神,凝聚了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体现了中国政治学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学术努力和学术发现,更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现实焦虑和终极关怀。就内容而言,《政治通鉴》无疑渗透了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尽管有时候在行文中并不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但是很显然,从选目的偏好到写作的内容仍凸显了中国的整体场景和中国的政治需求,也是对当下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政治挑战的政治思考。整个框架包含了中国政治智慧、中国政治经验的内容,因此,《政治通鉴》也是中国学者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一种对话。

第二个特点,也是刚才有学者提到的,《政治通鉴》不是词条式而是专题论文式的,这种编排和写作方式更合乎政治学学术知识的体系化。词条的编选和写作是往往过于零散,其功能在于遇到困惑不解的时候进行查阅而不是学习,而《政治通鉴》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学科体系而加以展开并且可以便利读者进行学习的,尤其是随着篇幅的推进,其体系性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第一卷的文章和编辑来看,《政治通鉴》既是学科化的同时又突破了学科的边界,既是稳定的体系又是最新动态的;无论是指导者的组织和后来的写作者,应当在这个方向上进一步努力以完美实现已经确立的写作意图。

第三个特点,《政治通鉴》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物,而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一个思想对话的论坛,更是一个学者合作的场所。当然,未来我们更期待《通鉴》能够像几位学者提到的那样,在疫情过去以后,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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