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提振物价”是当前经济刺激政策最核心的目标和主要落脚点?——充分且正确的理解“价格信号”对于后续政策和市场的积极影响
1,观察:对经济刺激持有反面意见的人,通常对于通缩的危害认识不足
尽管这轮超预期的刺激政策导致境内经济(股市、楼市、消费等)的整体情绪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但仍然有不少人对于当前的热度“忧心忡忡”。
持负面观点的朋友大抵有三点顾虑:
1,股市先于经济走强,不少人通过金融工具造富,本质上还是有产阶级与金融行业的盛宴,底层获益不多;
2,资本市场的升温,让部分企业家减持意愿增强,有资本外流的倾向;
3,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后续促成通货膨胀,其本质依然是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收割。
非常有意思的是,持有上述观点的人,也都会本能地认同“通缩对大家来说不是坏事”、“给每个人均等地撒钱或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对于提振经济的效果更好”等等。
这些言论乍看下来颇有道理,但其背后所展露出来的,还是“对于通缩问题的片面认知”,或者说“过分强调民粹或平均,而忽视了经济整体性的问题”。
就像前任央行行长易纲强调的那样,“通货紧缩”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它是一个动态地、可以自我演绎的、非常危险的死亡螺旋。当一个经济体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时,在不依靠外力干预(政策)的情况下,是很难走出这个螺旋的。
可以设想一下,一旦通缩(物价下跌)形成,作为消费者第一时间选择的不是“我的购买力增强,我要去消费”这个逻辑,而是“这个商品便宜了,但我相信它还会更便宜”,进而选择延迟消费。
对这个逻辑最经典的演绎就是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果我们把房地产也理解为一种广义的商品),以北京房地产市场为例,不缺购买力也不缺购买意愿(地产中介的带看量并不低),但大家都害怕价格更低导致自己买贵了,进而选择持续持币待购。
作为生产企业来说,不断下跌的物价,叠加上述延迟消费导致的销售额下降,在企业终端产品的销售上就会形成非常危险的“双杀”,收入和利润快速下滑,推动让企业走向裁员或破产的状态。
而裁员或破产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居民部门的收入,工薪阶层收入下降甚至是收入中断,这个悲观的现实又会再度传导至消费市场,进而对企业部门构成新一轮冲击。
(图:通缩在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染)在通货紧缩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长期获益。那些手持充足现金的人也许因为在短期内获得了购买力的提升而略感欣喜,但问题在通缩螺旋面前,经济的崩溃终将会让本币的价值全面下降,持有现金的价值也会在随后的输入性通胀面前,遭遇全面的打击。
需要额外注意的是,即便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发放大量消费券,在消费补贴后,企业的库存是下降了,但如果不能扭转大家对于价格继续下跌的预期,消费补贴的效果难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通缩的核心问题依然很难被解决。一句话就是,在价格信号没有扭转前,消费券的效力难以最大化。
历数全球范围的多次经济危机,其开头都是和通缩有关,如果不能及时处理过剩产能或者是提振价格水平,通缩所引致的经济危机,将会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都无法承担的。
2,通货紧缩可能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必然难题
事实上,此刻的我们就面临着三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直接推动着通货紧缩愈演愈烈:
(1)全世界都在经历的共通问题: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速变慢导致通胀下行的天然问题;
(2)我们独特的现实:资管新规后相当大一部分货币创造路径(非标信贷)断裂但尚未修复的问题;
(3)内卷带来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补贴和产业园模式共振,所形成的过剩产能问题(包含地产)。
我们先来看下第一个问题,这也是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通过数据可以看到,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增速下滑后,通货膨胀和基准利率也出现了同步的向下调整(注:日本是最极端的表象,美国22年的大通胀和拜登政策史无前例的大放水有关)。
关于这一现象,经济学有许多不同视角的解释,在这里就不进行讨论了。但如果我们把这一事实同中国当下进行对照,也可以自然得出一个结论,随着我们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通货膨胀水平一路走低也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必然事实。
从这个角度看,为了“维持适度的通胀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的常规命题,对于一个处于成熟期的经济体来说,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挣扎的选择。一方面是不断趋弱的通胀水平和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则是拉动经济的必然刚需,不上点金融的“科技与狠活”(大剂量货币宽松),似乎也没有别的路径可走。
其次我们再来看下第二个问题:即资管新规后的货币创造问题。2022年后,当非标从中国金融产品的舞台上逐步淡出后,金融市场风险定价的扭曲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我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非标+地产”的双轮驱动模式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也是央行体系实现货币创造的一个重要范式。非标作为一个向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输血的重要管道,当它被断裂以后,我们也并没有在过去三年中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它进行货币创造的通路。这其实也解释了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基础货币或者说场内的流动性持续宽裕,但经济体的实际感受却呈现了相反的态势。
达里奥在他的《债务危机》一书中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药方”,其中针对债务化解“后半场”的重要方法就是“有质量的信贷”。但我们的信贷创造却在破除影子银行的过程中被连带打击,在没有找到新模式之前,这块缺失的流动性,对广义货币的创造形成了极大的压制,也间接促成了过去三年CPI水平持续落后于3%政府工作目标的现实。
第三点,我们来看下老生常谈的过剩产能问题。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很大程度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园模式,具体表现就是地方政府依托财力强制向企业撒钱实现招商引资的目标,地方政府一手直接补贴,另一手打造产业园的完美配套、降低招商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个模式从苏南走出,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必然路径。
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的“业绩需要”(GDP和税收),导致各个地区的不同级别政府都在通过产业园模式进行不协同的盲目扩张。郑州看到合肥搞汽车搞得好,郑州也搞,竞相比拼之下,虽然打造了全球最低的生产成本和最高效的生产能力,但最后所形成的产能过剩更是不能低估。
过剩的产能只能在市场调结构的过程中需要慢慢消化和出清,但产业园模式覆盖全国各地,可以说过去十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都是“产业园”!这背后所需要调整的许多事项,则需要在更长的时间(乐观估计3-5年,甚至更长)中解决,这里面包含了弱化地方城投公司、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重新划分、大政府和小政府模式的博弈等重要的经济发展命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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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理性分析过后,我们应该客观承认通缩的事实,更应该认识到通缩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潜在必然。也许,我们不应该为通货紧缩而责备任何人可能即便我们每一个选择题都做对了,通缩可能还是会发生。
客观认知通缩,是解决通缩的必然前提,而当我们看到前述三个方向都无法在短期内被迅速修复后,我们当下能做的唯一可以立竿见影的选择,就是人为的“扭转价格信号”,即通过各种经济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人为来创造一个广义的价格上涨,不仅包含以CPI为代表的基础物价,同样包含了股市和楼市等为代表的广义物价。
也正是因为此,我们在9月26日的ZZJ会议中非常罕见的看到了关于房价“止跌企稳”的表述,这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救不救房地产问题,而是拯救房地产产业链上无数行业和企业,以及防止让整个宏观经济陷入更大通缩陷阱的必然动作。
而股市作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价格指标或信心指标,让其价格快速上涨,对于修正广义的通缩现象,也是非常直接的。从9月24日到30日,短短几个交易日的上涨,就带动十一假期各种消费数据在一定程度出现了好转,股市所带来的“财富效应”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也是我对后续A股市场持续看好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广义价格信号。当我们需要扭转价格信号来改变通缩的弱现实时,提振股市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而且我相信,所有人都能也都会明白,与其纠结于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分配不均问题,不如先解决如何更好的活下去。
只有做大蛋糕,每个人才能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