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先生与陈苏镇

值得一提的是，祝先生还专门为我们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这门课在教研室上，每周两学时。虽然听课的只有两个人，祝先生还是像在大教室上课一样认真准备了讲义，在小黑板上写板书也一丝不苟。每次上课前，他还要去图书馆借来当天要讲的书，特别是我们很少接触的线装书。讲完后，让我们将书带回去翻阅，下周带回来，再换一批带回去。这为我们熟悉相关史籍提供了方便。但每周都要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增加了祝先生的工作量，会很辛苦。通过这门课，我们知道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除了《三国志》《晋书》二史八书等基本史料外，还有后世学者所做的大量补注、补表、补志及各种杂史、小说、地志、类书等文献可用。它们各有特点，史料价值也高低不同。掌握这些知识，可为日后做研究、写论文奠定基础。我后来为研究生开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课，第一部分“基本史料”的内容，就是根据当年的课堂笔记压缩整理而成的。

1997年，我开始在职读博士，导师还是祝先生。这时，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十一年，初步具备了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所以，祝先生对我基本放手，我只在有问题时登门求教，从中又学到许多东西。读博士，主要任务是写博士论文，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选题。我当时已开始研究董仲舒和《公羊》学，完成了《汉道、王道、天道——董仲舒〈春秋〉公羊说新探》和《〈春秋〉与汉道——董仲舒“以德化民”说再探》两篇论文，因此提出以“《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两篇文章都请祝先生看过，得到他的指点，并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上发表了。因为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祝先生虽然认为这个题目比较难，但还是同意了。于是，在祝先生的指导下，我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约三十万字的论文初稿。祝先生很认真地审读了初稿，还特意从图书馆借来十几本相关专著，以备参考。祝先生看后，提了一些具体修改建议，整体上表示满意。论文的思路及一些观点和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不同，有一定风险。但祝先生认为我是“论从史出”，给予充分认可。在田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论文顺利通过，并得到好评，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祝先生悉心教导的结果。

祝总斌先生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祝先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出，当时的皇宫有“宫中”和“禁中”（或称“省中”）两个区域，并以此为背景讨论了“门下省”的形成和发展。我读后深受启发，开始留意宫禁制度问题。后来读《汉书·王莽传》，看到王莽居摄时曾享受皇帝待遇，“庐为摄省，府为摄殿，第为摄宫”。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当时皇宫中除了“宫中”和“禁中”之外，还存在一个被称作“殿中”的区域。如果是这样，关于皇宫的内部格局和宫中机构的空间关系，就需要重新解释了。我向祝先生汇报了这个想法，他表示问题很重要，可以做进一步研究。因此，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时，他曾建议我研究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宫禁制度。由于我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汉代政治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便放下了。但我对它的关注没有停止，读书时遇到有关材料便记下来，并略加思考，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十年前，我完成了《〈春秋〉与“汉道”》一书的写作，便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终成果是《从未央宫到洛阳宫——两汉魏晋宫禁制度考论》一书，将由三联书店于近日出版。我原想拿到样书后去见祝先生，向他汇报他希望我承担的这项任务终于完成了。祝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在我心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祝先生的著作主要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其中《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影响最大。此书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由该社收入“社科学术文库”再版，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多次再版，说明深受读者欢迎。《材不材斋文集》分上下编，由三十多篇论文汇集而成，2006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上编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收入的主要是政治史方面的论文。下编题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收入的是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论文。《材不材斋史学丛稿》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论文三十八篇，其中有的是已经成集的，有的尚未成集。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间，祝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祝先生早年曾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发表一百万字。粗粗一算，上述成果的总字数已经超过了这一目标。这是祝先生一生勤奋治学的证明。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文集》

祝总斌先生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

史学界曾有“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之争。改革开放前，前者占居优势。祝先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但始终主张“论从史出”，因而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考证、分析等基础工作。其论著之新意皆由此出。例如：东汉末年的仲长统称：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安帝时的陈忠则说：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根据这些材料，学界流行的看法是：东汉的三公无实权，相权已转归尚书台。祝先生通过仔细研读东汉史料，对此提出质疑。他引用具体史实证明，东汉尚书台事权扩大确是事实，但“重大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