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榜之后，欧阳修发现，他的学生曾巩不是第二，那篇他极力推崇的文章作者并非曾巩，而是四川眉山的小伙子苏轼。别人考试都力求尽力做到最好，而苏轼恰恰因为文章写得太好，反而得了第二。这实在有些委屈。

省试通过后，接下来就要参加由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其实，当时的殿试基本上是等额复试，只是走个过场。苏轼兄弟和其他三百多名举子都顺利通过，成为同科进士及第。那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只有十九岁。

考试结束了，可是考官欧阳修对苏轼的文章还有一点疑惑，在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翻译成现代文就是：上古尧帝时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个罪犯死刑，尧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惧怕皋陶执法的严厉，而喜欢尧帝用刑的宽仁。

史书记载，皋陶是舜帝任用的司法官，后来还被大禹推荐为继承人。怎么在苏轼的笔下做了尧帝的法官？还有，这个三杀三宥的故事又是哪来的？

欧阳修逮到机会就问苏轼：“你文中的那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顺口回答：“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

欧阳修回家将《三国志》中关于孔融的章节全部仔细读了一遍，却没有找到这个典故。第二天，他找到苏轼，又穷根究底地请教这个问题。

苏轼眼看瞒不过去，这才实话实说：“这个典故是我自己杜撰的，我想当年曹操灭掉袁绍，将袁绍的媳妇赏给自己的儿子。孔融对此非常不满，他说，当年武王伐纣，就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给了周公。曹操忙问这事出自哪个典故。孔融回答，想当然了，今天能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古时肯定也有呗。我想尧帝为人宽厚仁爱，司法官又非常严格，所以也想当然地以为，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吧！”

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解释不仅不生气，反而非常欣赏。后来，他时常对别人提及此事，说：“苏轼这个人真是善于运用知识，把书读活了，以后写文章肯定独步天下。”

他还开怀地说：“读苏轼的文章，我身上不禁直冒汗，真是感觉后生可畏，我很高兴。我要避开一条路，好让他出人头地。”

他还对自己的儿子说：“再过三十年后，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很多年后，苏轼贬官黄州时，曾坦言自己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他早年所写的议论文，有不少是为了应试而进行的模拟训练，如《儒者可与守成论》、《物不可以苟合论》等，这些都是往届科考的试题。尽管成名之后，他做了大量随心恣睢、浩瀚如海的诗文，但年少时的苏轼也跟现在的我们一样，将绝不部分的学习精力都投入到举业中去。他很清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必须全力完成的任务，而他想要步入仕途，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拿到进士及第这个敲门砖。

苏轼一举成名，顺利地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这自然因为他善于读书、目标清晰、活学活用，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他有幸遇到了一个欣赏并提拔他的老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读到了苏轼的聪颖灵动，更瞻仰了欧阳修的大将之风，当时的朝廷有这样善于发掘后进、奖掖后生的官员，真是朝廷之福。

关于苏家兄弟参加科举，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

话说，声名大噪的苏家天才兄弟就要参加科举了。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苏辙生病了。眼看着考试之期日益临近，苏辙却病得爬不起来。

有人坐不住了，这人不是老爹苏洵，而是宰相韩琦。

他跑去跟宋仁宗说：“今年的考生中，苏家兄弟是夺冠热门，现在苏辙生病了，如果这兄弟两有一个不能参加考试，那这次科举就毫无意义了。”

仁宗也急了：“那，那，那可怎么办呢？”

韩琦回答：“要不把考试推后一个月，让苏辙有充足的时间养好身体，参加考试。如何？”

仁宗立马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礼部下通知：由于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今年进士考试推迟一个月举行，请知悉。

一个月后，苏辙痊愈，如约参加了考试。

谁知，考试那天又有状况发生。

主考官发现，这一届考生人数比原先计划的少了三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家知道苏家兄弟今年要参加考试，大家不愿意做炮灰，很多人临阵脱逃。那些没有逃的人都说：反正有了二苏，今年科举对大家来说，不过是重在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