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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我这一次才真正读懂了苏轼

若要研究北宋文学,眉山苏家一定是逃不开的。宋人笔记里,曾有“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的说法。虽然略显夸张,但是唐宋八大家苏家能够独占其三,他们的文学造诣之厚重,好像真的吸收过天地精华一般。

苏家父子三人里,又以长子苏轼的名气最盛。苏轼一生在宦海沉浮四十年有余,一心都系于百姓福祉,几经贬谪后仍能宠辱不惊,所到之处的百姓无人不爱戴他。苏轼在文章、诗词、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影响了当时无数才子。

除了文学方面的地位,苏轼还受到后世人热烈追捧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苏轼一生豁达自由,他可爱的灵魂融入在其文字中,传承千古仍旧引人拜读。他用最宽阔的胸襟去拥抱这世上的所有,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发现美好的存在。

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

北宋初年,仍旧沿袭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以诗词文章为主要标准来选拔官员。久而久之导致想要去科举的学子大多重视文采技巧,却不关注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欧阳修对此颇为不满,建议范仲淹改革科举,真正选拔出于国家有用的人才。

苏轼与苏辙的父亲苏洵,也对科举中的文章不太认同,他年轻时候并不愿意跟从时人的做法,用些文字技巧来敷衍科举,致使几次考试全部落第。接受了失败的打击后,苏洵将精力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上面。

他要求苏轼、苏辙从小研读《论语》《孟子》以及韩愈的文章,要求他们作文章要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空泛地玩弄辞藻。长此以往,造就了苏轼的文章文字激昂,可以指陈时弊、揭露社会矛盾,与当时社会举子的“时文”迥然不同。

苏轼21岁时与弟弟一同离开故乡,进京赶考。恰逢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因此考试结果自然不言而喻。苏轼一举及第,从此拉开了他在官场沉浮的序幕。

公元1069年,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重视国家统治力量,手腕严厉强硬,对于不同声音不吝于打压。而苏轼一心关注民生,认为当权者应该以人民为本,他屡次向宋神宗进谏指责他的错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支持变法的一派对于苏轼自然是百般阻挠,不想让他的官职离皇帝太近,最后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谏言,苏轼体察民情,不断地写诗文诟病变法的坏处,总能掀起舆论的波澜。毫不意外,他成为了变法派的眼中钉。

他们上奏弹劾苏轼,说五年前苏洵病逝时,苏轼乘船返乡借机贩卖私盐和瓷器等。朝廷为彻查此事大动干戈,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苏轼的名声却受损严重。无奈之下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府担任通判。

变法进行到这时,对于变法有异议的人大多已经发不出什么声音。如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司马光、范镇等人,他们不是退休就是归隐田园,朝堂上已经被变法派全面占据。而他们仍旧不肯放过苏轼,北宋第一文字狱“乌台诗案”由此诞生。

最初是沈括上奏说苏轼的文章讥讽朝政,后来变法党纷纷指责苏轼暗含不臣之心。苏轼被抓捕后,历时四个多月的审判,有无数老臣站出来为他求情,包括此时已经罢相了的王安石。皇帝最后顺水推舟,释放了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苏轼刚到黄州时,还不能适应人生这样的起落,明明一心系在黎民社稷,却多次遭受无妄之灾。他和朋友之间的来往减少了很多,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那两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便是在此时留下的,其孤寂的内心于诗中一览无余。

四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苏轼不是不害怕,他曾觉得自己难逃一死,甚至想轻生了事,却又怕连累尚在朝中的弟弟,只得独自忍受惶恐。在黄州慢慢调整过来后,苏轼还如从前一般,没事就跑去和当地人闲聊,体察他们的生活状态。

黄州地处偏远,这里鲜少有人知道苏轼以前经历了什么,苏轼很享受这种轻松自由的状态。只是由于缺少收入,一家人只能节省开支,这时是苏轼的好友马梦得向太守给他要到了一块荒地,苏轼将这片荒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那个仕途坎坷的苏轼好像逐渐远去,代替他的是看淡风雨、洒脱自在的苏东坡。他一心扑在自己的东坡上,烧光荒草、开垦农田、种下小麦,尽职地做好农民该做的工作。他常常与朋友们把酒言欢,夜色深沉了才回家。

可此时“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因此苏东坡转身又跑去“倚杖听江声”。看着滔滔江水逝去,苏东坡瞬间感觉自己人生如一叶小舟,在浪涛中沉浮。他提笔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临江仙》在黄州城内广为流传。

他在开春的时候想自己买一块地,看地的路程中突遇大雨,同行人避之不及,他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与朋友一起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时苏轼好像已经完成了到苏东坡的蜕变,但他不知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其实才刚刚开始。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在太皇太后的扶持下即位,起用了一大批保守派的老臣,司马光官拜宰相,苏轼也收到了返京的急诏。

再度回归京城,苏轼的心态和从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黄州最基层的这几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变的依然是为人民生计谋福祉的那颗心。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司马光上任后,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并且和当初的王安石一样,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谏。苏轼知道突然的变法很可能又是对基层百姓的新一轮剥削,且王安石新法中有部分可取之处,并不能一口否决。

这个昔日被变法党迫害至深的苏轼,居然这次站到了当年战友的对立面,让很多人为此大跌眼镜。可无论苏轼怎样劝阻,司马光也毫不动摇,苏轼气得回家后跺脚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苏轼在朝堂上孤掌难鸣,只得再次请辞去往外地。

司马光一派得势后,那些变法党几乎都面临着被罢黜的局面。而苏轼由于“背叛”了保守党,又一次遭受排挤。他先后被贬谪到岭南、惠州、海南等地,当时的大半个宋朝疆域,几乎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

朝堂上的党派之争让苏轼不胜厌烦,远离是非之地在他如今看来反倒是一桩好事。他没有像当初被贬黄州一样消极,而是切实想着自己能为所到之地的百姓做些什么。

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曾遇大旱,爆发了瘟疫。他带头捐钱修建了安乐坊,是一个公办的医疗机构,救助了无数百姓,安乐坊也成为了后来安济坊的原型。苏轼无论到哪里,都秉持为官者父母心,勤政爱民。只是他身上的文学风采太厚重,反倒遮盖了一部分政治成就。

在军事重镇定州为官时,他知道定州的战略地位何其重要,面对着北方契丹和西方党项人的虎视眈眈,丝毫马虎不得。可是这里边防士兵们作风散漫,官员贪腐成风。苏轼迅速展开整治运动,整顿军纪、修葺营房、校阅部队,让整个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苏轼并不是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他对生活也很有研究。在黄州时就因为穷,反倒发明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在惠州时因为是罪官,不能吃好羊肉,他便嘱托杀羊的人给他留下一些没人要的羊脊,照旧用独特的做法吃得津津有味。

他还喜爱上了惠州当地的荔枝,并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因为长年流离在外,不得返还故乡,所以苏轼也不再纠结于命途辗转。“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俨然已经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第二家乡。

结语

哲宗病逝后,苏轼获准从海南北归,却在路途中因病辞世。他用情至深的一生,到此也画上了结尾。

无论是家国,诗赋,还是自己的人生,苏轼都全心全意地对待。他曾在很多年里都被黑暗裹挟,但始终心怀光明,不肯被黑暗吞噬。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年少读不懂苏轼,懂时已是诗中人!

苏轼在渺渺天地间不断辗转奔波,如同沧海间一瞬蜉蝣,可他没有哀叹人生须臾,只说物与我皆无尽也。

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千年以后的我们,仍旧会将他视作精神榜样,从中汲取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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