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后疫情时代中青年职业取向的代表话语，也被认为是躺平青年的典型行动。”近日，研究青年与青年社会发展问题的学术理论刊物《中国青年研究》刊发了一篇题为《青年考编现象中的职业想象与内卷实践研究》的研究文章，以考编现象为透镜重新审视当代青年面对生存焦虑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治理思路。

文章作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何海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广利指出，对青年考编热的主要争议即矛盾点在于，其一方面是身处社会结构性困境中，青年抵御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规划是一种合理且正当的职业选择；但另一方面，考编背后折射出的青年求稳心态，又不得不面临来自社会对青年就业观和价值取向的批评。

研究举例称，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076万，在并未计算各省市省考、事业编、教师岗、国企等考编人数的情况下，仅国家公务员统考报名人数便高达212.3万人，创国家公务员报名人数新高，较2021年同期增长近50万人，但实际录用人数仅3.12万，报录比高达68∶1。

通过对四个具体案例的分析，作者认为，高校毕业生用脚投票，试图敲开体制的大门，用稳定的编制化解市场就业的风险，进而催生出后疫情时代中“宇宙尽头是考编”这一社会话语。但与此同时，也正因青年相继涌向“编制”这一“人生出口”，应届生毕业考编或往届生辍“业”考编已成为最大内卷现场之一，“求稳”的自反性显露无遗，进体制难、竞争大、上升难等问题导致在“回家考编制”的浪潮中，青年群体再一次陷入结构性“围城”。

该文章总结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继高考与考研后再一次出现在青年的考编之路上，不管是基于个体、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资本再较量，还是在体制内外围城的取舍上，青年都无疑陷入一场以退出竞争为前提的再竞争之中。

在作者看来，当前社会对青年的体制内倾向往往带有偏见，将社会的问题通篇推诿至青年的就业选择或者价值观问题，以精英主义的偏见来解读普通大众的生存困境与理性选择。

他们指出，体制内与“铁饭碗”、“躺平”和“青年堕落”真的可以画等号吗？如果高校青年不去体制和基层那应该让谁去呢？高质量人才不优先国家用那应该让谁用？在疫情之下，紧急救灾背后的技术工作、组织工作、信息传播工作已经再次给我们提醒，随着科技发展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基层管理岗位对青年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引进高学历人才是应对基层非常态风险和提升常态治理水平的一大保障。他们的学识和见识为基层弥补关键技术缺口，年轻和学识带来新面貌和新格局，疫情中被屡屡提及的“基层管理水平问题”在“引进高水平人才”的行动中可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化解。

此外，作者认为高校教育与考编作为职业选择中的断裂揭示出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教育分流的局部失效：从学校教育分流到社会职业选择合流。我国的教育分流是指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将其分配到不同类型的学校、班级，在高等教育中则是根据社会分工将其分配到不同的学科专业中，让学生接受与自身特征相适宜的教育从而具备从事某种职业的能力，但教育分流在考编叙事中却走向“合流”。考编青年往往在毕业前一年甚至前两年就开始准备考公，在接受学校学科专业教育的同时，接受来自网络社群、辅导班的考编考试技能培训，不同的学生在考编过程中掌握了同一种考试技能和答卷话术，学科技能和专业知识在此被弱化。

二是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的文凭通胀在弱化学历价值的同时，强化了学校间的层级分化，加剧了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分化，导致文凭的筛选作用愈发强化。

三是毕业生在就业发展中的被淘汰感知愈加剧烈。高学历青年的参与让普通院校的学生产生压迫感，毕业生在考编选岗中的“不良竞争”是社会学历歧视和院校歧视链的再一次体现，在大量重点高学历学生报考的趋势下，大量省市级考试门槛升高，已将学历与学校等级作为报名审核条件，普通院校学生甚至失去报考资格。且基层岗位设置五花八门的专业类别，使考生被报考系统以专业不符拒绝，让考生在报名之际对所学专业和学校教育产生怀疑，陷入“我是专业学生却不被纳入专业大类”中的困惑。

在文章结尾，作者强调，因“体制热”持续发酵所带来的盲目竞争、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人才资源的错配，进而扭曲和浪费社会人力资源配置、弱化大学专业教育功能，并强化高校教育与就业市场脱节的问题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