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清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一位老人坐在二教走廊角落的座椅上。他面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身穿浅色棉麻衬衫，体态微胖，不时用毛巾擦汗。虽是暑假，不断有学生走过，他边喝咖啡，边观察这些来往的学生。学生们则很少留意到他。
他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李中清，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每年夏天，他都会来北大教书，今年的课题是“从量化数据库理解1700-2000年的中国”，其中一部分研究就是以北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的。
李中清和研究团队把64500名北大学生的学籍资料录入电脑，从中发现了北大招生的秘密——那些每年9月能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到的新生，能考上北大，除了成绩，还存在其他复杂的因素。
8月3日，北京，暑期北京大学游客爆满，团体游客与散客均在北京大学东门口排队，散客队伍长达百米。（@视觉中国图）
饭局上的“诱惑”李中清今年64岁，从最早专业学习古代史算起，到现在，已经40多年。他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史料运用，而且会使用大量数据分析。
李中清是华人诺尔贝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儿子，幼年时，李政道希望他能走上理工之路，经常辅导他学数学，但李中清说，“只要他坐在我身边，我的大脑就会一片空白，后来他只能放弃。”
李中清大学之所以选择历史，也是为了不想太依赖数学，不想受父亲影响太大。上世纪70年代，李政道给他写过一组数学公式，当时他只是背了下来，并没有真正理解。现在他还保留着这组公式，而且，等到他开始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把这组公式反复运用到工作之中。
最终回到父亲的“影响范围”内，多少有点偶然。1983年，李中清到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偶然听说辽宁省档案馆有一大批历史资料在申请销毁。当时他立即请第一档案馆的朋友帮忙联系，又去辽宁省档案馆查阅这批档案。最终，他带了5大本乾隆时期的人口登记资料回美国。
李中清只是觉得这些内容很有价值，并没有想好怎么研究。即便在美国学界，对这种系统的人口史料研究，都缺乏经验。他后来听说南加州有位学者分析过类似的日本人口史料，就跑去请教。在对方帮助下，他利用IBM电脑建立起数据库，开始用量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中国东北各地的历史人口史料。这个过程花了他20多年时间，最终建立起基于八旗户口册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系列，包括辽宁、双城和皇族三个子数据库。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当时李中清在北大担任客座教授。有一次，时任北大副校长迟惠生请他吃饭，聊起李中清的研究，迟惠生说，北大也有非常齐全的“人口数据”：学籍卡。这又把李中清的好奇心勾起来了，他很感兴趣，提议把这些数据录入电脑，他们来分析看有什么结果。
当时国内还没有高校向学者公开过学籍卡资料，更别说对外国学者。根据李中清的经验，外国学界很强调公开，国内这方面，特别是档案馆，对保存的材料态度很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护，不是应用”。没想到，当时主管北大档案工作的何芳川副校长对此也积极赞同。
“97、98年，国内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李中清向本刊回忆，“香港回归，北京提出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国内的人比较乐观、自信。当时校长也很有趣，他很支持，也没有问我研究这些东西干吗。”
北大不喜欢？7月26日，李中清给学生们讲的是这门课程的第八节，“过去的财富积累和分配”。他讲课风格和做研究一样，严谨甚至有些古板。他对着电脑上的PPT课件读，十几个学生很安静地听，课堂氛围并不活跃。其间，李中清调侃，2000年左右，他来北京，关注到房价问题。当时觉得房价好贵，现在回头来看，后悔死了。学生们听闻，笑了起来，但很快，课堂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闷氛围，只有他讲课的英文声。李中清让学生们谈课堂收获，没人回应，他只好一个个点名，站起来的学生，也只会说些增长了视野之类的套话。
根据北大官网介绍，这门课程分为十讲，共计30个课时。授课面向国内外（课上有在美国香港读书的中国学生）所有高校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课程费为4000元。在对李中清和课程内容进行介绍时，北大详细回忆了他从辽宁省档案馆发现资料的经历，但对他和团队研究北大学籍卡的过程，却避而不谈，只说了一句“也产生了如《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的学生社会来源1952-2002》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著作”。
这项研究，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结果却有些尴尬。
由于从未对学籍卡数据进行过系统整理，1998年提出研究动议时，包括北大校领导在内，没人知道北大生源到底有何特色。不过当时学界已出现一些推测，学者们普遍感觉，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教育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社会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达到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如果这种假说成立，那么北大的学生则多来自有钱有权的家庭。
正当李中清和两位副校长商议，为此项目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时，北大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档案工作转由吴志攀副校长负责，他同时也是法学院院长。李中清发觉，对学籍卡的研究，吴志攀与前任态度很不一样。他对国内规矩很重视，毕竟没有类似先例，他也很小心，不轻易做决定。学籍卡项目一度被搁置，直到2002年，双方对学籍卡数据库建设的意义和法律安全问题多次深入讨论后，才正式启动。
根据最终达成的协议，考虑到数据安全性，李中清和团队中的校外人员不能直接接触档案，档案录入工作主要由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和档案馆专职人员操作。2003年起，他们将1952年至1999年间64500多个北大学生学籍卡数据输入电脑。为保护学生隐私，学生的姓名和照片都会被取消。整理好的数据库被放置在档案馆专门的电脑中。这些电脑都经过了物理隔断处理，无法联网，防止数据泄露或被窃。机房也是禁地，外人不得进入。
“坦率讲我们进馆不到三次，后来就不允许了”，李中清说，双方合作的氛围，与1998年相比，更紧张一点。当然，他们也在和苏州大学合作，将其1933年至2003年间86000人的学籍卡进行数据化处理。“实际上在书里面，我们分析苏州的材料比分析北大的材料还更详细一点，因为苏州的材料还让我们多次用，北大没允许。”
在完全接触不到数据库的情况下，李中清和团队设计了一套软件程序和算法公式，再通过北大相关人员在档案馆电脑上运行。经审阅后，北大再把运算结果转交给研究团队分析。这使得研究过程变得很复杂，按照以往经验，这种数据分析过程中，李中清和团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小调整，但这次没办法做，“因为数据需要绕一个大圈我才能看”，李中清说，效率不高，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分析能力，“限制是比较厉害的”。
李中清还曾到北大招生办了解情况，“可是因为招生办在国内受很多压力，他们对我们不对抗，可是也不特别开放”。
历时五年，北大和苏大的学籍卡数据库的分析终于出炉。五十多页的报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李中清把报告陆续寄给北大相关领导，希望获得某些补充或回应，“可是他们都没有正式的回应。他们不一定对我们的结论特别喜欢”。
9月2日，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到校办理学籍注册手续。（@视觉中国图）
家族往事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几乎可以说，没有中国的高考制度，就不会有今天的李中清。他从小也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个很高明的制度。
“爸爸一直跟我说，国内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他就无法上大学。”李中清说，“实际上，他整个（事业）都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这个制度，他整个（发展）就会受阻。”
李中清向本刊介绍，1943年，他的父亲李政道决定考大学，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混乱，李政道高中没有毕业，也就没有高中文凭。没想到，在证明年龄达标后，他一样有资格参加高考。他最终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后转入国立西南联大。攻读物理系期间，李政道能力得到老师们认可，吴大猷教授推荐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十四年后，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的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不是特别成功。”李中清说。李政道的父亲李骏康是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经营化工产品生意。母亲张明璋，是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18岁与李骏康在上海结婚，生育五男一女，李政道排行老三。
没想到，多年之后，父亲这代人的经历，也进入李中清的研究对象。北大和苏州大学的项目完成后，李中清和团队仍然在扩充数据库规模，他们陆续找到绝大部分清代举人、贡生、进士和官员、大部分民国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1949年后的部分大学毕业生和众多“211工程大学”的校友，录入数据库中。
李中清说，相对而言，民国时期高校学生资料的开放度和完整度更高，民国约有18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收集了10万份左右来自25所大学的学生记录。最终研究结果发现，从1906年开始到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在李中清团队看来，当时高中教育只能覆盖3%左右人口，大学招考方式也非常不利于贫困家庭子弟，这进一步降低了社会中下层获得精英教育的可能。
这种情况，与李中清在美国大学看到的相仿，据他介绍，哈佛、耶鲁等美国顶尖高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
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2008年1月，李中清赶到北大，公布最终的研究结果。在一间会议室里，除了李中清团队外，还坐着北大副校长、教务部主任和社科部的几位学者。当时屋里氛围有点紧张，谁也不知道这六万多名学籍卡究竟揭示了什么结果。
“请问在坐的各位，有谁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李中清问道。
在场的所有北大领导和学者，都表示自己是家里第一位大学生。这与报告里反映的情况也相吻合，“出乎我意料之外”，李中清说，他原以为会像国外那些名校一样，北大的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