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国的士子们迎来了甲辰恩科会试。当时他们肯定想不到，这居然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会试。次年，即1905年，清廷在宪政改革浪潮的冲击之下，被迫下诏废除了科举制。重温甲辰恩科会试三场考试的试题，可以看出当年朝廷的科考指向和士子们的文化素养。

1904年7月4日清晨，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上午10时，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题长大约五六百字。贡士们立即开始撰写对策文，对皇帝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对策文不限长短，常例为2000字，规定字必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不容疏忽。日暮为交卷时限。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参加这次殿试的贡士还有谭诞闿、汤化龙、蒲殿俊、沈钧儒等。清廷于次年宣布废科举，因此甲辰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最后一场会试考题

甲辰恩科会试三场考试共有十三道考题。

第一场（史论5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藩镇）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平戎）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变法）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举贤）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以夷制夷）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5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最后一名科举状元

甲辰恩科会试主考（总裁）四人：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尚书戴鸿慈。知贡举满汉各一，内阁学士熙瑛和河南巡抚陈夔龙。当时已经废除誊录，故主考不但可以推荐自己所阅之卷，还可以根据试卷的文字笔迹，决定取舍。

会试毕，陆润庠阅卷后第一个执某卷对陈夔龙说：“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一拆封，是直隶肃宁刘春霖的。接着，张百熙执一卷对陈说：“吾乡本朝二百多年三鼎甲俱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按次序，我推荐的卷子应中会元。科举将停，机会难得。恳请裕德相国同意将此卷作为会元，使吾乡科名免留缺陷。”

知贡举的陈夔龙负责管理会试事务，但无阅卷取士之权。陆、张对陈说这些话，无非是拉人造势罢了。裕德同意了张百熙的推荐，揭封一看，是前两广总督谭钟麟三子谭延闿的卷子。后来殿试胪唱，刘春霖果然大魁，成了末科状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第一人中最后人”。

刘春霖殿试策

媒体有文说，刘春霖是慈禧看中，用朱笔批上“第一甲学一名”六字的，并向大臣宣称：“今岁天下大旱，举国焦虑，春霖乃‘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而肃宁（刘春霖是肃宁县人）则预兆大清肃靖安宁，大吉兆也。”

其实第一个识拔刘春霖的，是主考、同治甲戌科状元陆润庠。

会试后是殿试。阅卷官经过商量，不敢把谭延闿列于前三名，担心慈禧忌“谭”（“六君子”之首谭嗣同），于是把朱汝珍列第一，刘春霖列第二。不料慈禧看到“珍”字心中发毛，四年前正是她下令害死珍妃的，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与康有为同出一地，也犯忌。她拿出刘春霖的卷子，下了决断，末科状元就此产生。

众多状元中，留下诗歌、词赋、对联、文章、书画不少，但殿试状元卷却是凤毛麟角。刘春霖状元卷，共有两千零五十九字。如扣除答卷所列三代及履历八十四字，只有一千九百七十五字，足见炉火纯青，字字珠玑。

最后一场会试遗址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行最后一次会试、殿试，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的破坏，加上几年前“公车上书”的影响，这次会试移至河南开封举行，殿试时才回到北京。

河南贡院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在明代周王府旧址上（今开封市龙亭一带）修建，院内号舍5000多间，明远楼高4丈余。后来，由于贡院四周常年积水，雍正九年（1731年）院址迁往开封城东北隅的上方寺内（今河南大学）。规模扩大，号舍增至11866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水冲击开封城。为了加固城墙，阻止洪水灌城，遂就地取材，拆毁贡院房舍，将砖瓦、材料充作防洪物资。翌年，重修贡院，修葺旧房，新建号舍10009间，凿井5眼，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最后一次全国会试即在河南贡院举行。可惜今贡院建筑无存，仅保留有两通贡院碑：一通为《改建河南贡院记》，立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另一通为《重修河南贡院记》，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立。碑文详尽记载了河南贡院迁址、兴建及修复情况，颇具历史价值。

科举制废除七年之后，民国元年（1912年），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一所新式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河南贡院旧址上诞生，其后历经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时期，沧桑百年，薪火相传，中华文脉，生生不息。

重修河南贡院记碑和改建河南贡院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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