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研究生教育的，或许是唐代国子监的大成教育。
从修学年限和学业标准来看，大成教育的思想渊源始于先秦。《礼记·学记》为官学学生确定的修学年限为九年，并为不同阶段确定了学业标准：第一年能分析经义并确定学业志向（离经辨志）；第三年能专心学业并与同学和谐相处（敬业乐群）；第五年能广泛涉猎并礼敬师长（博习亲师）；第七年能研讨学业并向善学者请教（论学取友），称为小成；第九年能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并具备立身之资和坚定的人生态度（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称为大成。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之前，大成共招生20人，选贡举及第的“聪明灼然”者为之；之后减至10人，主要是从明经及第者中选拔。唐代中央官学学生入学后一般只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食宿，并无俸禄；而大成入学后，会依照相应的官职水平给予俸禄。另外，大成在学期间除了完成学业，还要承担一些教辅任务，相当于现在研究生“助教”一类的工作。
因此，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性质上来看，古代研究生教育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源头或许是唐代国子监的大成。
研究生教育的两个“分水岭”
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之后，我国研究生教育有两大“分水岭”，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另一个则是1977年恢复研究生教育。
据统计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落后而且缓慢，1935年至1949年共举行了9届学位考试，授予硕士学位232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生教育才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其间也经历了不少坎坷曲折。
1977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终于得以恢复。
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而后又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了学位授予的负责单位和原则程序、学位的课程和学分要求、论文的答辩流程和规范等，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复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开始突破传统的重基础、重理论的单一模式，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86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稳步发展，保证质量”的方针，明确在控制数量的同时，重点要调整好结构，培养模式应多样化。
到了世纪之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也迎来了大发展期。据统计，199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为9.22万人，比1998年增长了30%，在校研究生也从1998年的19.89万人发展到2009年的140.49万人。
2010年以后，我国进一步调整研究生结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
统计显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这17年间，我国招收的研究生人数不到2.4万。而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已经达到200多万，成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高层次人才。
3小时考出新中国第一位硕士
“考一个硕士，由9个教授（实到8个）组成答辩委员会，300多人旁听，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实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说这话的人叫唐翼明（书法家、魏晋文化史专家），是新中国的第一位硕士。
唐翼明教授 资料图片
1980年12月，唐翼明拿到了美国签证准备赴美继续深造，签证有效期是三个月，他必须在签证有效期内赶到美国。当时，他一面向学校提出毕业申请，一面写论文，用60天时间完成了六万字的毕业论文，论文题目是《从建安到太康——论魏晋文学的演变》。
与此同时，武汉大学把唐翼明的申请报到了教育部，因为他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全国统一学制是三年，现在要提前半年毕业，学校做不了主。教育部回复说，你们必须把这个学生的全部成绩单和论文寄过来审查。审查通过后，又专门叮嘱：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硕士毕业生，必须进行严格慎重的口试，口试委员会的教授不仅要有武大的，还要有其他学校的，并且至少要有两名外地的。
就这样，一个专门的答辩委员会组成了，一共9位教授：武汉大学5位，武汉其他大学2位，外地的则有北京大学的陈贻焮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廖仲安教授，但廖仲安教授后来因身体原因临时不能来，实际上只到了8位。
据唐翼明回忆，口试在1981年3月5日举行，8位教授都坐在大礼堂的台上，他则坐在台下的最前排，有一张专用的课桌，在讲台的左下方，成45度角对着台上的教授们。那天，大礼堂里全部坐满了人，邻近学校的研究生和教师也有不少前来观摩。这是恢复研究生教育后，全国第一次研究生毕业答辩。
据唐翼明回忆，口试在上午9点开始，到12点才结束。他就论文做了若干说明，阐明他的主要观点，接下来就是答辩委员会的教授们提问。“大家对论文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张国光教授和陈贻焮教授。张国光教授的发言热情洋溢、称赞备至，我非常感动，这是一个老教授对一个青年学生的奖掖。”
答辩结束后，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童懋玲第一个走到唐翼明的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唐翼明，你今天的答辩很精彩，谢谢你为武汉大学争了光！”唐翼明事后回忆说：“那大概是我平生享受到的最高待遇。”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