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未能受到清代士子群体的重视显然与科举考试的实践并不重视这类知识有关。相应地，通行于清代士子科举教育环节的历史类书籍的种类也明显偏少。郑振铎在其《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6年）一文中论及：“到了清代，蒙童读的史学书，几乎一部也没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几成为罕见的东西。亡人国的，必须灭其历史。这手段是很恶辣可怕的。”并且，在清代的士子教育中，少数几种历史类书籍也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唐才常在《读史论略》一文中对科举时代士子的史学修养大加挞伐：
震旦之儒，自束发受书，即戢戢抱兔园册子，求名利资，低首下心，瞑坐苦索。天日黯芴，山川惨然，孔、孟之绪，不祀忽诸。其稍黠者，则刺取坊间《易知录》《了凡纲鉴》，与胡致堂（胡寅）、邱琼山（丘濬）、林西仲（林云铭）一二颓率无理之语，哓哓号于众曰：史学、史学。
“兔园册子”即指坊间所刊的用于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籍。在以科举应试为导向的时期，除了偶有士子会阅读类似《纲鉴易知录》《了凡纲鉴》等坊间通行的历史类书籍，由于科举考试看重文体，因而唐才常还指出许多士子还直接“刺取”胡寅、丘濬、林云铭等名家的史论类文章。读史论类文章往往是为了学习文体，故清代士子所读的历史类书籍并不注重时效性。南宋吕祖谦的《东莱博议》至清末依然通行，即为一个显例。如，四川学政任上的张之洞给当地学子推荐《东莱博议》与明代张溥的《历代史论》等两种书籍，作为学习“作论”的参考。在唐才常所列举的晚清通行的历史类书籍中，《了凡纲鉴》为明代袁黄所编，胡寅为宋代人，丘濬为明代人，林云铭则是清初人士。袁黄所编的《历史纲鉴补》往往被与明代王世贞所编《历朝纲鉴汇纂》合编，以《王凤洲袁了凡合编纲鉴》《纲鉴合编》等名目在坊间流通。另有明代顾锡畴所编的《纲鉴正史约》也是直到清末依然在被用作蒙学书籍。如，吕思勉自承，其“和史学发生关系”，是在八岁时由其母亲、姐姐讲解《纲鉴正史约编》（即《纲鉴正史约》）。
除了这几种清代以前即已编著的书籍，坊间流行的清人所编的历史类书籍则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史鉴节要便读》等。对于科举时代所接触到的“历史知识”，据周作人回忆：
从前我们在书房里只念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却是不能理解，史鉴随意阅看，并不强迫，倒反多少记得，虽然那时所用的只有《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这一类的陋书，却也能够使我们知道国史的概要。
另据张元济（1867—1959）回忆，在科举导向下，少时原本“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也是凭借对《纲鉴易知录》的阅读“乃知战国以后尚有谓曰秦、曰汉、曰三国、曰晋、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在吕思勉的科举教育经历中，也读过《纲鉴易知录》。十岁时，更换了塾师的吕思勉放弃点读《纲鉴正史约》，改读《纲鉴易知录》，并将其点读完毕。黄炎培的少年密友、上海川沙人士张志鹤在其回忆录中也叙及，他得以获取关于中国历史的梗概，是源于在十八岁那年对《纲鉴易知录》的阅读：
我初就学，日惟朗诵八股文，自以为用功也。顾师（名次英，光绪甲午副榜举人）止之曰：“勿尔，以读八股而作八股，毫无根底，必多看书，并先从识字入手。”为我订定课程，每日读《说文》若干字，看《尔雅》或《诗经》注疏，及《纲鉴》若干页，我自此才知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等等历史，否则，在四书五经之唐虞三代以后，不知如何会到今之世也。
从以上几位读书人在晚清科举教育中的经历也可以看到，虽然能凭借这些书籍获得“国史的概要”，然而，周作人记忆中“随意阅看，并不强迫”的阅读情景，以及张志鹤首次接触《纲鉴易知录》时业已偏大的年龄，都可以反映出历史类书籍在科举教育中居于边缘的地位。
鲍东里所撰的《史鉴节要便读》也是晚清较为流行的历史类书籍，此书以四言韵语的方式提供了清代以前的历史梗概。在出生于晚清时期的多位文人的回忆中，《史鉴节要便读》一书不时出现，所流行的区域分属中国的不同地区。清末出生的卢前忆及，“吾辈儿时所读四书五经皆李光明本”。在他所著的小书《冶城话旧》中，卢前依然颇为怀旧地回忆起南京的李光明庄：
李光明庄者，状元境一书肆也，其作坊在秦状元巷。当晚清时，东南各省几无不知李氏者。所刻如四书五经、《三》《百》《千》《史鉴节要》《龙文鞭影》诸书，皆当日家塾之课本，蒙童无不人手一编，故销行极广。
少时生活于四川的萧公权在六岁时开蒙，在他的回忆中，其父辈特意嘱咐受聘的塾师不用《三字经》《百家姓》来教学，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语》和《声律启蒙》诸书。据萧公权回忆，他所使用的这一本《史鉴节要》是“由萧氏宗祠刊印的书”，并且是由其萧氏族曾祖所编。而若仔细比对其所回忆出来的《史鉴节要》的部分文字，此书当即鲍东里所撰《史鉴节要便读》。
为数不多的历史类书籍，成为清代士子了解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科举应试导向的影响下，这类书籍在士子的书籍清单中并不具有重要性与优先性。因为在一般的读书人家，藏书中并不会有多少历史类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