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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每周五，浙江省J市人民法院法官唐磊都会到崇福镇送法下乡。

一张桌子、几条板凳，纠纷双方落座，唐磊便“开庭”问案。这个“庭”因时因事而异，有时在农家小院，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镇司法所的法官工作室……这就是桐乡群众耳熟能详的“板凳法庭”。

如今在J市，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相关人员和律师组成的法律服务团实现城乡全覆盖。

法治下沉止纷争，是J市探索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缩影。

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的J市，有户籍人口69.9万、新居民57.1万。8年多前，当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J市面临“成长的烦恼”。2013年9月，J市出台《关于推进社会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市211个村（社区）逐步构建“一约两会三团”治理载体——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等，着力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2015年7月，浙江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社会风险防控能力现场推进会在J市举行，全面推广J市“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经验。2019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布首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J市“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名列其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今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印发，其中要求“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

近日，记者走进J市，探寻在全国率先开启“三治融合”的J市实践。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伟

波光潋滟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褐砖红瓦的三层联排新居枕山襟水。步入J市崇福镇南阳村南苑阳光城小区，茵茵草地错落有致地点缀其间，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绽放。

“小区能建成这样，村民自治的作用功不可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国伟感慨道。

2013年，南阳村在推行“三治融合”时成立百姓议事会，以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11名议事会成员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组长等组成。“遇到涉及村民利益的事，百姓议事会总要先过一遍。”张国伟说。

2014年，J市在崇福镇规划建设现代物流园区，计划对南阳村的15个村民小组、434户村民实施搬迁。放到以前，村民分到新宅基地后，就各自建房。这一回，参加议事会的村民却有了新想法：能否像城里小区那样统一规划，大家一起建房？

百姓议事会把村民的意见报到镇里，镇政府请专业律师评估后给出答复：除建筑高度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已有规定事项外，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其他方面由村民自主决定。

很快，南阳村在百姓议事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业主委员会，定下建房各项细节。

“南苑阳光城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物业管理，均由村民自主协商议定。”张国伟打开档案柜，取出一沓厚厚的设计图纸递给记者。随手翻阅，几乎每张图上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动，“设计图纸经常改了又划、划了又改。”张国伟说，虽然方案数易其稿，工程进展却十分迅速：2015年6月启动建设，2016年12月竣工分房。

乔迁之初，曾有村民在绿化带里拔草种菜。如何兼顾小区管理要求和村民生活习惯？经百姓议事会讨论形成共识，村里决定将小区不远处的一块荒地辟为农耕园，村民只要承诺不在小区内种菜，每户即可免费获得20平方米菜地。

随村民范有仙步入农耕园，青菜、莴笋、香芹等满目翠绿。“种菜有了去处，还不影响小区绿化。”范有仙一脸高兴。

“推进民事民议、民办、民管，村里矛盾少了，活力多了。”张国伟说，“村里事、商量办”已成习惯。

如今，百姓议事会等治理载体已成为全市211个村（社区）的标配，一些村镇还打造出“民生议事厅”“木兰议事会”“五泾驿站”等品牌。

更让张国伟感到高兴的，是各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不断健全。

J市近年来着力厘清自治组织职责，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建立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机制，梳理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需依法履行的36项事项”和“需协助政府工作的40项事项”两份清单。同时，将适合市场及社会组织承担的服务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目前，J市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558家、备案的2846家，持证社工达2125人，并培育出“J市管家”“J市义工”等社工队伍品牌。

中午时分，记者来到南阳村居家养老中心，社工田亚英正准备为村里老人送餐。“村里现在每年支付8万元，养老的事我们帮着干，村里省了事，村民还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