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是冷战期间。中美关系正在解冻当中，杨振宁先生刚刚从他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访问中国后归来。世界正处在巨变之中。我抵达石溪后没多久，杨先生就为全校举办了一场关于新中国的报告会。所有学生，包括我在内，蜂拥来到讲堂，聆听先生的报告。石溪就处在这一巨变潮流的前沿，而杨先生就是潮流的引领者。那真是激动人心的日子。让我这个从台湾初来乍到的年轻学生震惊不已！
赵午（美国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
私下里，我一直没有见到杨先生本人。直到一年后，我通过了资格鉴定考试，才鼓起勇气，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毛遂自荐。我当时有些局促尴尬，但先生耐心又鼓励的态度很快就让我们之间的交谈轻松起来。不久之后，先生接收我成为他的博士研究生。35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自己是先生的一名学生，不仅跟他学习物理，也向他学习那无涯的社会、人生、政治、文学和艺术知识。
杨振宁对学生极为友善。他关心着每一位学生。身为先生的学生，他的建议和安排时常让我惊喜万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1973年，他安排我整个暑期去当时新建不久的费米实验室访问。那次访问成了我的蜜月旅行，因为我当时正好刚刚结婚。
先生在1973年还带给我的另一个重大惊喜。当时他敦促我修读欧内斯特·库朗教授（E. Courant）开设的加速器理论研究生课程。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将成为我事业道路选择的开端。虽然不甚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先生的建议，结果，我全然陶醉在这门课里。在此之前，我不曾料想加速器理论竟然如此丰富有趣。它简直太迷人了。
我跟随杨先生的课题是高能理论。我们一起合作了三篇论文。我在石溪分校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73年，是我跟着杨研究收获很大的一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同时，我也跟齐格［C. Quigg］和哥德哈伯［F. Goldhaber］教授学习了有关高能物理的另两个领域的知识。）如今回首，我觉得自己太过汲汲于那些与我学位论文问题相关的物理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我太稚嫩了，眼界太狭隘了，没能把握良机学习先生物理学以外的其他思想。在物理课题上，我们真的是苦心孤诣、异常刻苦，我是如此，先生更是如此。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在先生的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几乎整整一天。真是天赐的机缘啊！但当时的我并没有领会到机缘可贵，但回想起来，实在占用先生太多时间了。我想，我肯定把现代物理学进程延缓了三个月。先生当然思维敏捷，但他依然对我很有耐心。一次，我通过计算机为一个相当复杂的循环方程找到了一个简洁的经验解。当我欣喜地把发现呈现给先生的时候，先生非常高兴，然后不消片刻功夫，先生就用群论对它作了简洁漂亮的证明。这件事至今令我感到啧啧称奇。有时，我们也会闲聊非物理学问题。有一次，先生兴奋地提起和包括李政道先生在内的朋友们一同越野旅行，先生对那些回忆津津乐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趣味无穷。
1974年初，我毕业在即，要开始找工作了。一天，先生隔着他办公室的大书桌对我说，我可以在高能理论领域找份工作，我应该在这个领域发展不错，但他也说，高能物理没有太大的奔头，因为竞争的人太多，有意义的课题又太少。他建议我去研究加速器理论，这个领域虽然没有那么热门，更容易出成果。我对高能理论和加速器理论都有喜爱有加，但那时我才终于意识到他在建议我转换职业跑道！
杨振宁于石溪办公室旁的走廊（1984）
我记得，自己斟酌、徘徊了好几周。就在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先生再次询问我的决定。我艰难地开口说，“加速器理论是不错，但我所学的高能理论怎么办，不是全浪费了……”这次先生急了，也是我记忆中先生唯一失去耐心的一次。先生提高音量说，“我强烈反对，“然后再次阐明了他的理由。这次，先生的建议奏效了。那次见面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从事加速器理论领域。那是1974年春，当时我内心深处还有这样一个念头，如果加速器理论研究走不通，我可以回到高能理论。幸好，我走通了，自此我再也没想过返回高能物理。
后来先生好几次提到，我改行进入加速器理论领域的事情。一次，先生告诉我，这是他的最大成就之一。这话不能当真，我这件事哪能与他的重要的贡献相比呢！当然，我觉得他首先是为我找到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高兴，其次，他很高兴因为他的先见之明带来了的今天的不同。不仅仅是我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后面要提到的其他好多人也从中获益。
现在，让我来谈谈石溪分校的加速器物理。那时，加速器物理还没有像其他独立的物理学研究领域那样得到广泛的承认，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学开设有关加速器的课程，大学教师阵容里更是没有什么加速器物理学家。因为杨先生的卓见，石溪分校才成了一个例外（另一个特例是康奈尔大学）。杨为理论物理研究所邀请并设定了一个加速器物理教授职位。这个教授是E·库朗，他发明了强聚焦原理，该原理奠定了所有现代加速器的基础。我在前面提到过，先生曾建议我去修库朗教授教的一门课，那门课我非常喜欢。
我记得那个学期有三个学生修读了库朗的课。对学生而言，库朗颇有学者派头。有时我想知道他是否在乎课堂上只有几个学生。他讲课看似松散，没有组织，就用他自己的经典论文作教材。我很快就发现在他的课堂上，学习的方式是问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他就继续讲课，似乎不去注意学生们是否在听，但是只要一有问题，他立刻眼睛一亮，妙语连珠。不消几句，他要么正面回答你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那是我在他的课上最珍视的时刻；要么咕哝一会儿——如果被问的不是个聪明问题，然后他继续讲课。他那低调的幽默感也常常将我们这些听课的学生逗乐。最重要的是，我从库朗那里了解到，加速器物理非常有意思，尽管它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工程技术方面的。对我来说，这是该领域在我面前的一种重要展示。
受杨振宁先生和库朗教授启发而选择以加速器物理为事业追求的石溪分校学生并不只我一人。继我之后，罗恩·鲁斯（Ron Ruth）也受到杨先生的激励，成为库朗的学生，他现在已经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杰出教授。于是，鲁斯开始和库朗一同研究同步加速器中的偏振光束，这是库朗最喜爱的课题之一。鲁斯的学位论文是关于集体束流的不稳定性，他和曾是石溪分校教员的王军明（Juinn-Ming Wang）进行合作研究。直到今天，库朗依旧保持着对偏振光束研究的浓厚兴趣。退休后，他和妻子萨拉——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士，居住在纽约市，可他依然会每周都到布鲁克海文研究偏振光束物理。
除了罗恩·鲁斯和王军明之外，还有两位杰出的加速器物理学家也是在杨振宁先生的启发下，转行研究加速器物理，他们就是翁武忠（Bill Weng）和李士元（Shyh-Yuan Lee）。翁现在是布鲁克海文的一位资深成员了，李则是印第安纳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在他们之后，库朗在石溪的博士生还包括现已成为布鲁克海文资深加速器物理学家的韦杰（Jie Wei），以及主要在李士元指导下主攻偏振束研究的特皮吉（Steve Tepikian）。石溪另一个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学家是余力华（Lihua Yu），他是基尔兹（Janos Kirz）的学生，余力华同样也受到了杨先生的鼓动，他现已成为自由电子激光物理领域的一位顶尖学者。
我应该提及的是，杨先生自己也对加速器理论感兴趣。我记得在库朗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有相当的了解，当库朗强调一些复杂的观察结果时，他显示出极大的兴趣。杨对自由电子激光也表现出强烈关注。事实上，他一直在中国推进一项自由电子激光项目。
我觉得自己幸运至极，荣幸之至，在我选择研究方向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得到一个如此有远见的建议。我，以及其他像我一样的石溪学生，都应该深深地感谢杨振宁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