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杜威，便能想到鼎鼎有名的芝加哥实验校，以及那些在民国思想史、教育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蒋梦麟，胡适，陶行知，张伯苓，郭秉文曾师从于他；谈北大骄傲必谈的蔡元培推崇他；即使当时排外的梁漱溟也“自称与杜威的生物学化的教育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一股“杜威热”盛行于民国教育界，当然也自有其道理所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激烈碰撞，有识之士大多希望以“教育”来强国抗辱，而杜威的“实用理论”则刚好与之契合，像一颗巨石，划开了当时中国那滩积重难返的死水，撩起了一圈又一圈希望的涟漪。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文第一版出版的八十五后，去重读经典、重读杜威，结合如今中国社会，结合如今大学教育，我们又会发现什么。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杜威说到：“教育上有种种对立，如劳动与闲暇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它们最终表现为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对立。”杜威在书中对种种“对立”作了诠释，也提供了可行办法。只是读了之后，越来越陷于疑惑，这些种种，只能“对立”吗？为何在杜威提出“实用主义理论”办法之后的若干年，我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谈教育？我们似乎重复着犬儒派哲学家狄奥金尼斯在白天提着一盏灯笼满大街找人的故事，在这个大谈教育的时代，我们仍旧在教育的白昼里提着灯，满世界地寻找教育。

带着对“教育”无穷的疑惑，试图找到一种“教育”与杜威所提的有机结合，却深感杜威的晦涩，思索的徒劳。这些思索，就像西西弗推的石头，一旦到了思索的山顶，又只能眼睁睁看它们滚落山底。带着杜威著名的“教育即生长”问题，带着杜威所谓“五种对立”的疑惑上下求索，却发现为何要局限在“种种对立”上呢？或许可以用另一种角度去读这本书，或许可以用这书的“对立”变为结合，去看待大学教育问题，虽然问题不能迎刃而解，却也能感到缕缕曙光。

第一种“对立”的结合：将“劳动”与“闲暇”结合起来。杜威在书中指出，“我们实际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前后矛盾的混合物”。这句话，放到如今，也不过时。大学教育，也有“劳动”与“闲暇”的对立，如徐飞校长所讲，“一直以来专业教育深受工具理性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封闭性的科学教条，成为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促进人心灵成长的价值几近泯灭。”“工具理性”，便如在大学教育中的“劳动”，为了以后的生活，面对社会的压力，大学生们